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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与猪为邻

http://www.CRNTT.com   2010-08-01 10:53:18

“立这么一块碑，我都不知道该和谁商量”  　　“文革”结束后，李赋英再没去过张季鸾的墓地。但她轻易就能猜出墓地现在的凄凉景象：“从那个时代过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原本几乎就要和这段历史永远告别了。谁知道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据说，这老人在坟前“大哭了一场”。  　　“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辈子工程了，这有什么问题。”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她并没意识到，这件事做起来要比她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与几十年前相比，张季鸾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这块墓地上时，显得低调而草率。  　　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画出墓碑的图纸，并没有花这个水利工程师太大的工夫。而决定在墓碑上写什么字，却让李赋英犹豫了许久。这不是60多年前,再没有政要、名士来题字送碑了，这名后辈只能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几本资料翻了又翻，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  　　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她专门买了很多饮料送到同事家。请他为自己题写了墓碑两面的两幅字。这个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不懂书法，只知道自己的这个同事是“陕西书法协会”的会员，作品得过奖，“还在日本的杂志上登过”。  　　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  　　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已经66岁的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来，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觉得，他配上这4个字是可以的。”  　　李赋英对墓碑上增加的这4个字非常满意，她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  　　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李赋英没想到要做什么仪式，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事实上，就在石碑立起来之后，不少人觉得，上面的书法字体不好看，“不够正式”。  　　但李赋英坚持，自己“就喜欢这样带点草书的感觉”。“我那个同事还得过奖，人家的书法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聊得时间长了，她也会承认，立这块碑的过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找谁商量”。那时，好像没什么人在意这个早已荒芜的墓地，一开始，她甚至把墓碑上张季鸾的逝世年份都写错了。  　　无论如何，这片荒了几十年的墓地又开始重新有了基本的模样。周围的村民从墓碑上看到了“张季鸾”的名字，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个墓室的主人到底是谁。但这里终于有了墓碑，有了供桌，原本裂开的墓地也被重新封好了。  　　当邢炳年把被挖开的墓地重新用石板掩好、封上的时候，这片小小的土坡上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邢炳年坚持认为，这肯定是“张季鸾回来了”。他当时抬起头，笑着说：“正修着呢，你可就回来了。”  　　邢炳年回忆说，那阵旋风围着刚修好的墓地旋转了很久，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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