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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http://www.CRNTT.com   2010-09-14 09:51:07

漫画：工资增长难追GDP涨幅。 　　中评社北京9月14日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九四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载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内容如下： 　　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 　　向中央集权并不限于财政领域。1990年代末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的制度，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方差异很大，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而财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可以说，财政和金融制度的确立，有效推进了中国经济层面国家制度的建设。 　　财政和金融可以说是政府运作的血液。随着财政和金融的集权，各方面的权力逐渐都往上集中。集中有两个情形，即经济集权和政策集权。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个情形是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而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可以把此称之为政策集权。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至少在理论上说）也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九四年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可以看一看，九四年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异也增加了多少倍呢？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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