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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

http://www.CRNTT.com   2010-09-16 10:47:55

有记者感慨“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 　　中评社北京9月16日讯／“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何以至此？阈值使然。”《中国青年报》今日登载评论员时寒冰的文章“我们队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其内容如下：   　　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豪车出没请注意”；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也只不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化课，课程内容是“横纹肌”和“哈夫病”。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我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 　　阈值上升，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 　　前两天，报道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记者在微博中感慨：“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实际上，不仅极端事件如此，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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