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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13:31:38 |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费进一步发现: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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