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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张申府

http://www.CRNTT.com   2010-11-21 10:45:41

张申府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张申府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当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进行淮海战役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供职北京图书馆。据赵俪生回忆，建国初期有次听苏联专家报告，会后恰与张同行，“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同上，第159页）读史至此，笔者也不禁“呜呼”：如果张先生早几十年就研究《麻衣相书》，或许会看出那个当年无人注意的图书管理员将是一个 “倒海翻江卷巨澜”、搅得“四海翻腾云水怒”的人物罢？难怪，大字不识几个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识字不要紧，不识人可不行。 　　虽十分冷寂，但“不识人”更“不识时务”的张申府在1957年还是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敏锐地察觉到到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 《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归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方文明，自古及今的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逻辑，而科学精神为现在中国所最缺”。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思想战胜非科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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