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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http://www.CRNTT.com   2011-06-04 09:59:24

他回答了两条，一是自己的禀性不适合做官，自己的风格是“思若大海，行为天马”，“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二是他认为做官与做学是两个不同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他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不遗余力的钻营，不惜一切代价去“买官”，去“跑官要官”，去蝇蝇苟且的人相比，刘校长是个“异类”，但是，正是这种异类的性格，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国，知识分子谋官容易，知识分子独立最难！   　　自汉以来，儒家学术被定为一尊，世代的读书人都深受其影响。然而正如福泽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当官；读书――入仕――实现抱负，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读书人更关注社会，这虽然比过去那种一心读经的腐儒有进步，但其过度发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政治的依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如不能立即实现就心绪不宁，坐卧不安，要实现天下己任就要为官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获得当朝欣赏者，则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预示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如得不到当朝欣赏，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为官，则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不安。   　　李泽厚呼吁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理性”和追求“自由主义”，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本能的在政权之间选择和归附，急于效力，自觉不自觉的卷入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很难冷静地超脱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日本学者福泽渝吉在明治维新前后，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气质和稳定的心态，既不遵从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正是这种超然独立立场，使他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避免了被大众思潮和时尚的影响，真正为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成为在民族转折的重要时刻清醒的指路人。   　　知识分子很难保持独立，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专制主义，总是在夸大一种对立，一种冲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状态，非好即坏，非正确即错误，非进步即反动，互相威胁，非此即彼。这种逼仄的精神空间，使得知识分子总是要被迫面临一种选择，这就很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和一个更超然的立场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内部和自身的原因上分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事君”的鼓舞，以致 “太激进，太焦虑”，急于实践自己的理想。   　　刘校长不愿意当官，不是不愿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办教育。武大校长的位置，就是他办教育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说过，之所以不愿进京，不愿当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离开武大这个舞台。   　　也有人反问：既然你不想当官，为什么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   　　他回答是：校长不是官。如果认为校长是官，那也是个“学术官”；另外，看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来做，也可以把它用来干事业。   　　我想，刘校长是深谙究竟怎样去当一个校长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在事实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文化，这种时刻，最需要知识分子的远见，最需要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来发言。而这个时候的大学，应当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的最好舞台。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大学校长，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箂大学校长魏茨曼…。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学为核心的，而大学校长，则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我想，刘校长是很懂这一点的。在他任上的武汉大学，实际上是承担了自由思想交流的舞台，从以后对他的批判中可以反证这一点。有人攻击，说武汉大学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摇篮”。在他被免职以后，他在88年10月26号写给李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再复出，是因为环境，年龄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是的，我并不为年过半百自忧，壮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尽在无端的摩擦中去，我愿献给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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