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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自医的农妇活路在哪

http://www.CRNTT.com   2011-06-06 08:10:10

“无领导，无救助”模式不利救助渠道正规化 　　在这两起不幸事件中，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们都找到了市领导，与往常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两次结局是令人悲伤的。但在通常情况下，屡试不爽的救助模式是：极端行为让媒体广泛报道，媒体报道引起领导重视，在领导关怀下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媒体再积极报道领导关怀下受助者如何摆脱困境。 　　当然，凡是救助都是好事，但是并不是所有处于困境之中的农民工都有做出极端行为的勇气和被媒体报道的幸运。如果总是这种领导关怀下解决问题的救助模式，则会造成两种心理倾向，一种是解决问题的社会资源会更看重领导的态度，一种则是让潜在受助者更倾向用非常规的方法引起“领导的注意”。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建设一个正常、健全的救助制度的，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随时都能对任何民间疾苦做出积极回应，并展开救助。  　　这种靠吸聚眼球的救助模式，对民间救助也造成了影响。例如属无奈之举的“跪行救女”策划，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正规救助渠道的建设。 　 问题根源：弱势的农民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  　 　　弱势的农民享受着“负福利” 　　农民得不到社会救助的根源，在于建国以来长期城乡二元化、“剪刀差”造成的农民地位低下、权益与城市居民不平等。这种情形不仅目前存在着，而且放眼看将来还将长期存在。就拿医保来说，虽然已经差不多实现了“全民医保”，但从实际保障程度来看，仍然远不是全民均等意义上的医保，依然呈现为一种高度分割的“碎片化”格局——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城市居民、城市职工、公务员等，分别实行保障待遇从低到高的不同医保制度，如新农合、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公费医疗。而根本没享受到医保的人群，主要也还集中在农民和农民工。 　　而相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人为把医保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按“户口”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的类别，事实上，他们连“户口”的概念都没有。 　　弱势的农民如果长期处于不公正的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种种光怪陆离的乖谬——吴远碧这种自残式的逆来顺受，“跪行救女”这种“出卖自尊的苟活”，以及“钱明奇式的反抗”。 　 　　活路在哪：让农民组织起来，发出声音为自己说话 　　农民权益受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问题也受到社会上极大的关注。可是归根结底，别人为农民说话，何如有个组织让农民说出自己的话；别人维护农民的权益，何如有个机制让农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别人如何代他维护？如吴碧云的丈夫曹云辉，据居委会介绍：“这十多年来，他再怎么困难，也从来没见他来找过我们，更没有将妻子的病跟我们说一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替他说话？ 　　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农民都曾被组织起来过，但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闹革命和合作化生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只有政权上的组织，但却没有自发性的行业形式的组织。农民必须自发性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个能发得出声音的团体，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所有人都替代不了的。如果担心农民组织起来后与组织化的农民“交易成本太大”，从而拒绝让农民组织起来，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很可能一直存在上述的这些乖谬。而相反，如果农民能够真正组织起来，那么不管是政府对农民的福利保障，还是民间救助渠道，都会自然而然地正规化起来。 　 　　“这一刀下去，如果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吴远碧这一刀，放出了腹部的脓水，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刀，又切在了中国救助制度上，不知对它是否会有所刺痛。 （2011-06-05 腾讯评论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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