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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http://www.CRNTT.com   2011-08-30 14:52:53

吕美颐：她们多数接受过新式教育，是较早出现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一批人，但觉醒程度因人而异。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同时，较早意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并创办女学、女报、女子团体，参加女权运动，追求男女平等。这类女性属于觉醒程度最高的，比如秋瑾、张竹君、尹维峻与尹锐志姐妹、唐群英等。第二种是女性意识比较强烈，但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而是积极从事妇女运动，活动于文教卫生事业。还有一些女性，思想比较开放，但由于自身或家庭原因，很少直接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单士厘(钱玄同的长嫂、外交家钱恂的夫人)。 　　知识女性的出现，与社会环境变化及其个人际遇有关。20世纪初中国涌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潮流，应运而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热衷于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赋人权与进化论)，并以此宣传妇女解放和西方女权思想，比如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金一(金天翮)所着之《女界钟》，后者更因此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即卢梭)”。而女子教育此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新政推动下覆盖面较广。一些女校甚至成为鼓吹女权、鼓动革命的阵地，其中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不仅宣传反满革命，还为实施暗杀在化学课上教授制造炸药。此时，女子报刊约40多种，女子团体也有40多个，学校、报刊、社团影响了很多女性。而家庭与亲属的影响，也是促使女性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陈撷芬跟随父亲陈范，林宗素、方君瑛跟随兄长林獬、方声洞参加了革命。此外，官绅或富商家的寡妇，如徐宗汉、徐慕兰、梁绮川、宋铭黄、庄汉翘等，则因个人遭际不幸而改变了人生。 　　新民周刊：为什么年轻的知识女性热衷于易装，甚至从事暗杀、制造炸弹等危险激进的革命行动？ 　　吕美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的女性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往往是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都一样，视男子为榜样，极力效仿男性的强壮威猛，于是就出现了拟男倾向，即所谓的男性化。二是20世纪初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以破坏、爆炸、暗杀等激烈手段反对专制，历史虽然早已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但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却视此为推翻清政府的捷径，极为推崇，包括蔡元培等人，比如高度赞誉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暗杀沙皇的惊天举动。这一思潮也波及到了女性，秋瑾、方君瑛、吴木兰等人留学日本时，参加了俄国无政府党人制造炸弹的培训，有的还参加了暗杀团体，甚至直接参与了暗杀摄政王载沣和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非常激进，他们认为家是万恶之源，主张毁家革命，主张与男性为敌，通过不与男性结婚等来复仇、复权。不过，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的《天义报》也是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曾节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无奈的结局 　　新民周刊：为什么女军从北伐战场归来，广受赞誉却难逃被解散的命运？是解散直接导致了部分女子领袖转而参政吗？ 　　吕美颐：这里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表面来看，当时组织女军主要是为了北伐，但是南北议和后，战局告一段落，女子国民军、敢死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南京临时政府因经费极端困难，而大力裁减军队缩减开支，女军首当其冲。于是，个别女军转型为女子学校，大部分女战士则被遣散，自寻出路。至于深层次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对传统性别制度的冲击有限。当时的社会本质上还是男权社会，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实际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选择。促使激进女性转而争取参政权的原因很多。首先，无论在东西方，参政历来都是妇女运动的既定目标。其次，此时出现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南京临时政府正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她们幼稚地认为，参加革命使她们拥有了争取权利的资本，可以将自己的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促成女子参政运动的时代因素。在我看来，法律是性别制度的变革最高层次(社会规范如家规、族规等次之，然后是人们的习惯，最低层次是女性的自我认知)，也是最难以触动的地方。而能否达到参政目的，不仅和妇女运动的成熟程度有关，还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社会能否接纳是女性参政运动成败的关键。 　　新民周刊：当时的舆论尤其是革命男性对于女性参加革命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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