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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http://www.CRNTT.com   2011-09-01 14:45:17

“天下为公”， 还是“天下为家”？ 　　但就是这么个私下里同样羡慕“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却受朝中守旧权贵之命监视郭嵩焘，不断密告郭嵩焘要“以夷变夏”，图谋不轨，甚至连郭披了洋人的雨衣、看了洋人的节目单，都被他当成罪行来告发，他还在朝堂上诋毁郭嵩焘的学西言行是“迎合洋人，坏乱风俗”的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有趣的是，与他私下褒扬英国的“政教”却不喜英国的“器物”相反，他公开对郭嵩焘学习船坚炮利的言论指责不多，却猛批郭嵩焘离经叛道，破坏纲常，那罪名简直十恶不赦。结果导致郭嵩焘彻底被罢黜，险些遭治罪。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说就个人而言，刘锡鸿不满于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并在薪水等问题上怀恨在心。但是在理论上刘锡鸿对自己的恶行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听见了吗？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刘锡鸿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英夷才当真呢，实际上咱们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那是万万动不得的！ 　　但这样的人还是“儒家”吗？他诋毁郭嵩焘，体现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如果是这样，那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同样不喜欢民主，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吗？刘锡鸿与郭嵩焘，犹如陈兰彬与容闳，当时私下对中西的观感其实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刘、陈口是心非。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还是干脆就是中国文化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乡绅”与“乡愿”的区别？ 　　至今人们还把刘锡鸿、陈兰彬这样的人称为“清流”，如果这种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阳儒阴法、倚权谋利的“乡愿”之徒也算“清流”，那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大概都只能算“浊流”，而比刘、陈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贤了。 　　显然，当时就连陈兰彬、刘锡鸿这些所谓“极端守旧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为家”）的不仁不义，宪政（“天下为公”）的亦道亦德。要知道那时还是洋务时代，离戊戌变法都还有几十年呢，那个时代所谓“极端保守”者都已经这样想（尽管绝不公开说）了，到了辛亥还能不立宪吗？而清廷坚持不做虚君，发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最近看到有个先生写文章说：我们过去“软实力”老上不去，就是因为无意服从了人家的“话语霸权”，老在人家的话语体系中跟人辩论，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词牵着鼻子走。这位先生说，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不如干脆就抛掉这套话语，只谈仁义道德。你拿民主这个尺子来量我，我还拿仁义这个尺子来量你呢！这样我们就有话语权，就有软实力，就主动了。 　　真是这样吗？老实说，看了晚清这些人的议论你就明白：这不是什么话语问题，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拿百姓不当人，谈民主固然理短，谈仁义道德也谈不过人家！戊戌前的这些人，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成这些人，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都是谈仁义道德谈出了“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他们都饱读诗书，长了个儒家的脑袋，只是还没有被“儒表法里”腐蚀完，在“乡愿”社会里还保留了一点“乡绅”气，他们还根本没用过自由、人权、宪政这些词，只是偶尔用过“民主”也还很词不达意。但是，他们一到西方，就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器物”上的，而是“政教”上的。用“民主”的尺子量有差距，用“仁义”的尺子量，差距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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