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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矛盾是再改革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2-04-26 10:27:11

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情况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但地方冲突仍然不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总的来讲，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况又不一样了。原来大多是针对个体的维权，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农民工的骚乱引发的族群矛盾，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绪越来越需要宣泄。这与去年的经济形势有关，去年整个股市低迷，社会没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由经济原因引发社会心理变化。 　　尤其是农村问题突出，过去农民的抗争主要是抗税，取消农业税以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总体而言，国家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在改善，但在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在恶化。而税费与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税费只是拿走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土地却是拿走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问题闹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农村的环境问题在恶化。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前，冲突当事人只有农民与政府，而现在还有企业加入，更为严重的是涌现了大量黑势力。过去为了收税虽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会，现在为了征地和拆迁，出现了许多黑恶势力，所以整个农村出现了利益交织的局面，农村问题占了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联合，结果就是弱势者利益受损，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 　　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农户 　　时代周报：农村已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等还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于建嵘：没错，中国农村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也不是选举问题，而是财产确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岗村改革以后，农村发展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道路，全世界农业都是这条道路。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就在于财产关系，包括土地、林地、矿产等，现在农民的土地被卖，出现贪污腐败，都可以归为财产权得不到确认。假如财产关系非常明确，选谁不选谁，大家不会争，腐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选举问题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通过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 　　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考虑乡村社会的建设，突破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渐削弱村委会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之所以要建立乡村组织，一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村，不要乱，二是所谓“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实体财产，当实体财产不存在的话，那就主要是社区生活问题，比如修路、打扫卫生等，在台湾地区，村长就是做好事的人，当了村长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而我们这里，当了村长之后，政府要发工资，村长还可以卖地，一旦有利益之后，大家肯定会去争夺。所以要把社区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 　　时代周报：但土地确权是否与《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土地进行国有和集体的划分相冲突，上位法不进行改革，土地权利改革如何改得动？ 　　于建嵘：实际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经讲了，很多人没注意。国土资源部和中央农村工作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讲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设用地都要确权，只不过是确立到村小组，没有确立到个人，虽然还不够，但是起码进了一步。实际上，确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权确权改革点，林权已经确认到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们也不叫“所有权”，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处分权都归农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就是这四大权力，可以转让、抵押、买卖，这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阻力，我们要把土地权落实到农户，但不提私有化，因为一提就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操作手段上我们也有经验，法律的依据也有，只不过现在中央规定确立到小组，而我主张确立到农户。现在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卖不起价格？就是因为地不是农民的，如果地权确立到农户，那价格自然就会变高。台湾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农民把地卖了，就到城里开工厂去了，而另一批人农地就增加了，最后种地的种地，当工人的当工人，而不是把过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 　　实际上，只要中央下决心，地方就没有办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卖地，地方政府就没权力去抢夺农民的财产，这样农村的矛盾就解决了，这项改革会有困难，但是已经有林权改革的操作经验，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划分规则，让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农民可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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