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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腐败也很严重：权钱交易普遍存在

http://www.CRNTT.com   2012-09-08 09:49:19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作者：王彬彬　本文摘自《随笔》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回首“文革”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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