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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社会怀念“民主与法制”

http://www.CRNTT.com   2012-09-11 09:14:28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9月11日讯／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社会怀念“民主与法制”》，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如何重新回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无疑是中国领导层未来的艰巨政治任务；要回归民主与法治，首先就要认识到这些年，中国如何脱离那个本来就已经确立的轨道，而演变成今天缺少民主与法治的局面。详论如下: 　　前不久，已经退休多年的中国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乔石，发表了一本题为《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新书，在海内外轰动一时。在中国，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发表文章或者出版新书，往往会引出人们无穷的政治联想，以此来断定领导人是否在其退休之后，还在继续延伸其政治影响力，因此各界的评论也褒贬不一。乔石的书出版在中共十八大之前，造成一些政治影响应当不难理解。不过，和其它领导人的书不同，这本书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正面反响，更有其它方面的重要原因。简单地说，人们希望中国能够回归到这本书名所指向的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民主与法制很快就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1980年代，民主与法制是人们讨论政治改革时的主题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难，领导层总是会强调民主与法制。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制不容易经常做得到，但改革的目标则是明确的。早期改革的这种局面也不难理解。这一代领导人大多数都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经历过“无法无天”政治实践的恐怖。文革之后，他们很容易就民主与法制达成共识。 　　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人的核心，他是讲法制讲得最多的领导人。其他领导人也有同样的的贡献。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建设民主与法制方面贡献尤其显着。中国的基本法律体系的恢复和建设，发生在彭真任委员长期间，中国农村民主选举制度，也是在其支持下确立的。彭真之后，万里任委员长。万里在1980年代力主政治改革，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决策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在中国的改革话语中逐渐消失，但法制则生存下来，并且得到了具有实质性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乔石扮演了主要角色。乔石任委员长期间，力促中国走向“法治”。1995年中共十七大，在乔石的推动下，“以法治国”或者“法治”被确定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1980年代以后领导层就提倡“法制”，就是建设法律制度，“法治”的提法显然要比“法制”又更进一步，因为它意在解决长期以来“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法治”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以法治国，而且也要服从法律。因此，乔石尽管在1997年退休，但“法治”的概念一直是和他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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