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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凭何三任中国央行行长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这一方案，源于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一份PPT报告，史称“5•19报告”。改革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选取资产质量状况较好的中行、建行为试点。 　　2004年初，汇金公司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向两家试点银行注资。这开创了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模式，即2003年始，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继成功实现境内外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加入WTO带来的附加值效应开始显现，尤其在引入境外战投环节。中国金融业持有的开放姿态，为其日后股改上市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在引进境外战投的过程中，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本人得承担起向外卖力推销中国银行业的重任。 　　2005年2月，G7峰会上，面对顾虑重重的RBS首席CEO弗雷德•顾德温(Fred Goodwin)，周小川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现行利差制度条件下的银行盈利前景，打消了外方的顾虑。 　　只是中国金融业的任何一场改革，动力和阻力几乎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随着国有银行的成功上市，国内关于国有银行“贱卖论”的反对声甚嚣尘上，社科院一位学者曾直斥改革设计者为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这种夹带某种倾向的言语攻击，成为周小川这样的坚定市场化改革派，十年间不得不多次面对的尴尬；只是，事实胜于雄辩，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的变化足令民粹主义封口。 　　中国版“格林斯潘”的中国式孤独 　　“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变身为中国央行，并非是大家印象中的美联储或者欧洲央行。周小川不仅是中国央行的行长，还是全球的央行行长。”2012年4月份，来自渣打集团的一份报告足以点燃公众的情绪。 　　是的，从2007-2012年的五年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增长120%，并于2011年末达到28万亿人民币(约合4.5万亿美元)；相反，知名度更高的美联储和欧洲银行2011年末资产规模才只有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 　　与之对应的，中国广义货币(M2)也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年均增长超过140%，到2013年2月末时，已经挺近百万亿人民币大关。根据渣打银行的测算，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达52%。 　　这番数据的背后，恰是2008年以来，周小川本人和他领导的中央银行不得不面对的质疑_——中国到底有没有货币超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出炉“四万亿”刺激计划，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过度？ 　　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利弊，只不过，过去五年，周小川和他领导的人民银行一直身处舆论的漩涡。 　　2012年年底，在财新峰会上，周小川为过去几年的刺激政策进行了概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配合政府采取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应对措施，坚持了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的政策理念，注意在危机发展演变的不同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 　　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周小川为200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作了辩护，“应该说，我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 　　“应对突发性危机时，刺激政策力度究竟要多大，是很难事前在数量上进行科学测算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信心，而信心危机的传染性极强，应对政策如力度不大的话就很难制止信心崩溃。” 　　从周小川本人的观点看，他反对事后诸葛的批判，“总体来讲，我国应对危机的成效相当不错，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只不过，从2009年9.6万亿天量信贷投放开始，中国银行业四年超过30万亿的信贷投放狂潮，其疯狂扩张带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过剩产能等信贷风险，已经不容忽视。 　　“从行为上看，这一轮四万亿，商业银行表现出，从经济上非常不理智，从政治上表现得很出色。”2012年年中，在一场内部研讨会上，一位退休央行官员如是疾言厉色地向一群商业银行高管说道。 　　“我们的商业银行极其不理智。”上述央行前高官说，“2009年1月份信贷数据出来之后，有关部门就曾召集商业银行开会，问为什么这么放贷款？一季度的数据出来后，我下的结论是，中国要用三到五年时间来消化这一年闯出来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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