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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3-04-23 09:24:15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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