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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对待经济增速放缓

http://www.CRNTT.com   2013-05-21 08:46:37

再次，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速度问题的根本在于就业，在于投资方向的选择。为什么如此高的速度仍然存在就业压力？问题在于资金主要集中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这些行业带动的就业数量相对少，资本密集度高，劳动密集度小。如果同样的投资规模到服务业，其增加的就业人数远超制造业。降低速度的同时调整投资方向，就不会带来就业压力。目前，应提高服务业比重，大力发展金融、养老、休闲、旅游、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并提供规范的职业指导和技术职称。以金融为例，可以大量增加营业网点，增加就业人员。国际经验表明，餐饮是就业人口比较多的行业，但中国以公款消费为主，餐饮不能社会化、成本化，阻碍了餐饮业的发展和就业。应取消公款消费科目，大力发展低成本、高就业的社会化饮食业。 　　最后，规范国有企业投资和行业行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对就业至关重要。但中国历次宏观调控经验表明，每次都只调控中资、小微企业，很少调控外资和大中企业，在危机中得到救助和支持的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大中企业，宏观调控长期对国有企业、大中企业、外资企业有利，对小微企业不利。长期下去，可能出现民营产业国有化的趋势，不利于就业发展，经济体制会趋向僵化。 　　民营资本进入较早的领域，国有资本大量进入，占领资源，不仅导致资源紧张，也引发产能过剩。故要解决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对国有企业要明确定位，对竞争性行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实行同等准入、破产和发展政策。同时，要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明确其主业方向。 　　(三)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其一，调整决策体制，加大问责，转变职能。宏观调控应区分决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检查，并实行问责。决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应三位一体。决策者干政策制定者的事，政策制定者干决策者的事，政策就缺乏可操作性，或操作无效，更难以问责。目前，要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处罚力度，建立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的问责机制。 　　一是国务院与政府各部门应明确分工。国务院只对重大事项和法律 、法规做决策，并明确要达到的目标，将宏观调控的目标具体化。部门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贯彻和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和设计要达到决策要求的目标。没有达到决策要求和设计的目标，上级应对下级问责和处罚。二是实行有效的问责制。国务院各部门内，要区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评估、监督、检查、处罚，这样就可以层层问责，也可以让社会参与监督和问责。一些长期问题就可以解决。目前的根本问题在于几个方面没有区分，所有决策和政策都是国务院去拍板，部门政策成为国务院的政策，部门的事就是国务院的事，宏观调控制难以有效。三要切实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使地方政府注意力不在经济增长，而在如何为经济增长服务，让政府的注意力重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重在把握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安全标准，重在市场准入门槛，重在公共利益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完善。这需要加快理顺财税体制，使政府职能逐步公共化。政府成为利益人，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扭曲的，也必然会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决策博弈。 　　 其二，理顺相关政策。一是理顺贸易政策。中国结构调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贸的高速增长消化了产能过剩，这其中有市场原因，也有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问题。建议采取结构性出口退税政策，取消或大幅降低对香港的出口退税率。对过度竞争、产能过剩行业或需要限制、控制的产业，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其他行业和产品则根据优先、鼓励、允许发展的分类，确定不同退税率。同时，采取结构性进口关税政策。对国内价格倒挂产品、消费品取消进口关税，增加进口，抑制物价上涨，取消先进、高新技术、设备和新能源、低碳技术、设备的进口关税。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并尽快升值到均衡水平，以加大对外汇储备的运用。 　　二是理顺要素价格体系。加大资源和环境污染成本约束，开征资源税和环境污染税，大幅度提高资源价格，提高污染费用标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引进设备，抑制企业低成本投资和能力扩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让企业自觉进行结构调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具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 　　三是多用财政政策，少用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使用频繁，流动性严重过剩，2012年1.87元货币才创造1元GDP，资金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要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把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控制在名义GDP增长水平之下。要多用财政政策，继续结构性减税和物流业的税制改革，降低税负。同时，加大税收政策对调节收入分配和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的社会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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