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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左派”与中国的命运

http://www.CRNTT.com   2013-07-02 09:51:42

两种不同的权威主义 　　这里，人们可以区分两种权威主义。一种是左派权威主义，以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中国为代表，也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另一种是东亚儒家权威主义（Confucian authoritarianism）。左派权威主义强调的往往是政治，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维持执政党的合法性。与之不同，儒家权威主义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逐步的政治开放。尽管这两种权威主义都呈现出高度集权的体制，但两者的前途大相径庭。苏联和东欧的左派权威主义已经彻底解体。尽管那里仍然有左派，但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力。儒家权威主义则通过运用国家政权和市场的力量，在很短时间里，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一些已经民主化，而另一些社会的民主化也在加快。 　　为什么中国没有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道路？一句话，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很快逃离了苏联东欧的左派权威主义道路，而逐渐走上了儒家权威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先经济发展，再社会改革，后政治开放的道路。 　　目前的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一半。但随着左派势力的崛起，中国再次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那就是要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还是回到左派权威主义？ 　　江泽民和朱熔基时代，执政党的重点是在发展经济。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执政党修改了宪法，给不同产权制度（包括私有产权）予合法性，进而制定了《物权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同时，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容许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权。这使得中共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区别开来，是一个创举。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所有共产党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这个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逃离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厄运而仍然继续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面隐含着执政党的真正转型。很简单，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必须依靠一些特殊社会力量，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应当尽可能地扩大其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社会阶层的利益，其执政基础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到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执政党已经开始直面如何让社会的大多数获益于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的提出，社会改革被提高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当时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新潮”。公平地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十年，政府在社会改革的各个方面努力不少，能够做的也做了，问题在于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各级政府官员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难以纠正过来，各方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右派思潮崛起，并开始影响政权。种种因素包括宪政之争、法治恶化、国有企业大扩张、国际环境恶化等等正在恶化着中国的整体改革环境，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民营企业恐惧于左派力量的崛起会导致杀富济贫的革命，选择出走。重庆前些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给很多民营企业家一种直接的恐惧感。当然，这种恐惧感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甚至也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国的很多企业，其中也不乏国有企业，在国内赚钱，但在海外存钱。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或者想把总部设在中国之外的城市。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房地产在很多年里是中国的暴富产业，但很多中国房地产公司在国内的负债率非常之高，它们把赚来的钱存到国外，在国内的运作则依靠银行的借贷。这主要是出于它们的不安全感，一旦出事，就准备放弃中国。又如，很多资本都是中国资本，但要到海外转一圈，换一个身份，又回到中国。这不仅仅是因为考虑到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保护。企业有一个海外身份还比较好保护，如果是本国企业，一旦被官员看上，就会有不断的麻烦出现，甚至破产。把安全感寄于国外，不仅仅是企业界，而且也是政府官员。现在，“一家两国”的官员不少，自己在国内，把小孩老婆放在国外。一旦出事，这些官员也可以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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