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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如何帮日本细菌战犯逃脱东京审判

http://www.CRNTT.com   2013-07-07 11:27:46  


 
  向山姆准将提交请愿书后不久,内藤良一写道,“日本血库”由于没有通过献血等办法获得血液的组织,所以将与红十字携手推进该项事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第二年2月6日的文件还记述了勃兹曼对民营企业“日本血库”成立经过的说明,以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如何协助内藤公司的情况。

  而后一切都变成内藤良一策划、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在后推动的形式了。

  不过,曾担任1952年设立的“血库东海地区血液保存配给所”所长的野口医师告诉我说:“实际上,内藤良一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创办血库的。”

  如此说来,提交给山姆准将的请愿书,岂不也是根据占领军的指示“起草”的吗?

  野口医师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给我看,那是以“要求在名古屋建立血液中心”为题的印刷文件的复印件。他说:“这也是秉承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所作的‘表演’。”

  这份标明1952年的文件作了如下记述:“……回顾本地输血实施实际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没有摆脱可恼的旧态,即存在梅毒感染之危险,有血型混用之虑,难以找到相同血型,血量不足,以及招募时间延误等。我等作为医学界的骨干力量,希望本地早日建成具有美国那样的先进组织和技术的血液中心。”

  “可否帮忙销售一些血液(乾燥人血浆)。”

  野口医师接受了内藤良一的委托,他说:“那时刚好是(日本)血库建成一年左右。我在铁路方面也有些门路,可以运货,所以就请他将血液运到名古屋火车站的站长室,再将它推向市场。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顺利起航的“日本血库”成立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休战谈判,血液的特需热潮随之消退,而血库的产品也销不出去了。

  我问野口医师,您是不是“日本血库”名古屋设施所长呢?野口医师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与其说是以血库的名义,还不如说只是以财团法人‘公众保健协会’理事的头衔提供血液的。那时,我已经在经营医院,并在公众保健协会下负责检查寄生虫。事情繁多,我虽担任了协会理事长,但一直没有领取报酬。”

  野口继续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首先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在横滨设立慰安所,二是立即交出石井阁下的滤水机。不过,传闻滤水机已经沉入最上川了。将它从河里捞上来,三台交给了占领军。还有一个条件是研制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听说,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死前失声对石井四郎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石井四郎要是听到内藤良一在大阪创办血库,会有什么想法呢?对石井四郎的心思,我只能做一番猜测。不过,西里的采访报告记录了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她说:“内藤良一没有孩子,对我非常疼爱。不过,他是一个才智敏锐的人,与众不同。头脑尤为机灵,却生性冷酷。他创办绿十字公司时,没来跟我们作任何商量。他在创办绿十字公司的前身———血库时也是全盘利用了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所以进展顺利。”石井春海回忆往事时说的这段话,不妨看做是石井四郎的讲话。

  《绿十字30年史》记述了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有一本名为“擎引车账簿”的笔记本。该笔记本,按项目小组汇总研究开发活动,详细记录了各项目小组的进展情况,显现出业绩评定严格的“内藤特征”。“绿十字公司”与其说是重视产品的安全性,毋宁说更重视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文化,想来不就是源自内藤良一在创办“日本血库”时的金钱考虑和唯我独赢的商业意识吗?

  后来,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找到内藤良一。据说,内藤本人在接受常石教授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常石教授后来告诉我说:“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来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内藤良一这里,要求雇他工作。内藤良一说,他当场就把石井四郎撵回去了,说‘北野政次为人谦和,已请他掌管东京的机械设施了……’”

  内藤良一这么说,则在暗示石井四郎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石井四郎去见内藤良一,也必然自以为内藤良一会聘请他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

  石井四郎的两本日记里,内藤良一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然而,是内藤良一接受了与占领军交涉的任务,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石井四郎或许也知道内藤良一在接受法务局的审问中终于坦白交代,证明进行过人体实验。对于战后的石井四郎来说,内藤良一的背叛出卖和暗中活动,才是他愤懑郁怒的根源吧。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内藤良一不但才能杰出,而且头脑机敏,深谙掌控组织的玄妙;其实,他才是在战争期间全面负责石井机关、巧妙操控石井四郎的幕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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