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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子弟被逼加入“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现过。《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就现有资料看来，大概也属于干部子弟“大义灭亲”式告密——与儿子一起告发母亲的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屡立战功，文革前担任本县卫生局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后被打成本县卫生系统的的头号“走资派”，儿子曾写过大字报揭发父亲；在母亲说出支持刘少奇的言论后，父子二人先后前往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告密。 　　政治高压下，许多“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 　　不可否认，建国后前30年发生的海量“大义灭亲”式告密当中，确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阶级感情必须高于血缘感情，是很真诚地在告密。一如当时的宣传语境所言：“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儿子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正是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十分可贵的”。但并不是所有人的“觉悟”，都能像方志敏（杀死亲五叔）那么“高”，多数“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中，告发母亲的儿子面对媒体，即公开承认：“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当日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外祖父则在土改、镇反中被枪决，自不难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态会有多么强烈；其父在告发妻子时的心态，大略也与儿子相似，作为一名现行“走资派”，其心态或许还会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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