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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馆市坚持61年祭奠二战死难中国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记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44年。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淳。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淳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淳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山健之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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