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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中国改革的顺序与逻辑

http://www.CRNTT.com   2013-12-18 13:19:00  


 
  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稳定经济增长、并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寻求新的改革突破口。而要想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所要实施的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改革空间却在日益缩小。

  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共识,但系统性改革并不应该是一个面面俱到、全面同步推进的改革。

  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如果改革的突破口选错,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类似的教训,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俯首皆是,在中国1980年底后期, 政府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过快推动价格双轨制并轨的改革, 直接带来了全面通货膨胀,并最终延缓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不应该无所作为,但仍需特别谨慎,防止采取过大动作,引发财政与金融困难,目前最应该果断推动的,恰恰应该是那些难度较大的实体部门改革,包括逐步解除对垄断性服务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的行业进入管制,逐步放松对城市郊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管制规定,在拉动增长的同时,甚至之后,逐步创造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条件,最后才能够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标。

  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合适的改革

  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显着放缓,虽然政府不断微调政策,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经济硬着陆的实际风险。

  政府在2008年后推动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从一、二线城市向几乎所有城市蔓延。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从5万亿达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过度宽松的财政与信贷政策导致基础性设施和众多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能源、原材料、重化工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投资低回报。当出口、房地产、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乃至政府过度投资的基础设施部门等传统的增长引擎开始失去动力时,中国还有什么办法能推动经济增长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整体改革方案,尽管在细节上尚显模糊,但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可能对支撑中国经济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增长起到重大作用的两大方面:一是解除对仍由中央国企进行垄断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入管制,二是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市场。

  但是,要实施这些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并非所有改革都可以同步推进。事实上,过早推行其中一些改革,存在着危及更广泛改革目标的风险。

  过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风险

  许多学者,包括投资界人士,主张在中国金融体系推行快速市场化改革。事实上,金融改革已开始快速推进:贷款利率已解除管制,预计存款方面相关举措也即将实施。例如,商业银行很快将可以在银行间市场签发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资本账户自由化也已提上日程。上海新的自由贸易区将作为一个试点,以开放对保护性产业的投资,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措施进行试点。

  然而,决策者必须十分谨慎:过快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政策可能会对整体经济增长带来过大的压力,特别是当金融改革的进展没有伴随以实体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的时候,就可能更加危险。由于政府在四年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及新城区建设上利用低息贷款大幅度投资,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数额之大前所未有。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也在上一轮财政信贷刺激政策中迅速扩大了产能,在国内外购买资源、能源,甚至还有部分参与房地产市场投资,央企负债可能也已达到50万亿之巨,资产负债率高达70%。随着能源,资源和房价的持续下行风险,许多贷款均可能在未来变为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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