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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值得一过

http://www.CRNTT.com   2013-12-30 12:29:05  


 
  迷恋“乌托邦”

  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的林春,是李银河的“发小”。1978年,她们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一文,在被《人民日报》转载之后,她们俩成为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都要用麻袋装。那篇文章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

  那时候,李银河才26岁。之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被看做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她们俩作为会务人员列席了会议。后来,80年代文化热、思想启蒙兴起的时候,她们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

  从1982年到1988年,李银河在美国匹茨堡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回国一年后,80年代结束了。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产生分化,包括林春。

  留学海外的林春成为一个新左派。去年,她们在伦敦见面,彻夜长谈。林春说,“我要争取把你变成左派”,李银河说,“我本来就有左派的倾向”。在李银河看来,对待民主的问题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该注重效率还是公平上,可以有不同意见。而留学生初到国外,都是容易变成左派的,因为在融入对方环境过程中,更容易和自己的国家利益产生连接。她认为林春转变成一个新左派,和她的研究、导师固然有关系,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个人气质。

  李银河很乐意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气质。林春曾向她表达,自己一直有一种献身的冲动,却不知投诸何处。李银河说,这是没有过那个时代经验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她们年轻时,所有思考都是和国家相系的,因为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方向紧紧相扣。

  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李银河入党成为党员。一来当时的工作要求每个人必须都是党员;二来,她的确是有这个理想的,她出身共产党员之家,父母都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之后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元老。

  在李银河的认识中,父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共产党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党员身份被王小波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知道后,无比惊讶:原来王小波的老婆是个女共产党员!在他们看来,王小波的思想和做派完全无法与党产生联想。但李银河认为,她之所以和王小波趣味相投,在于她是共产党人中的理想主义者,而王小波也肯定是理想主义者。

  现在往回看,除却“文革”中痛苦的上山下乡经历,她和这个体制的互动也大致是良性的、顺遂的,这也许是她乐观的来源。从山西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到光明日报的编辑,再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社科院马列所研究人员,美国匹茨堡大学硕博攻读、北京大学文科博士后、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她平步青云。她这样总结自己在工作氛围中的表现:“老好人”、“缺乏斗争性”。

  有趣的是,李银河出生的时候,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于是父母为她取小名“三反”,7岁以前,她一直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她同年出生,因为他父亲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遭遇风波,而取名“小波”,家人认为王小波体质先天羸弱是因为母亲在父亲出事后,饱受煎熬,拖累身体,他早早在娘胎里就遭了难。

  李银河坦承自己一直对理想国、乌托邦式的生活有着特殊情结。她这样设想理想社会:每个人出生时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学校毕业后,每天通过生存劳务换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剩下的时间可以从事艺术类的工作,写小说、弄音乐、演电影等,而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因兴趣和意愿而从事;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国家界限,没有军队,没有贫富差别,没有谋杀,甚至连监狱都可以没有;这个社会也没有婚姻制度,所有的人自由地去爱。

  后来,她把这种对于“乌托邦”的迷恋,放到退休后潜心写作的小说里,把小说的背景设置成了共产主义制度,取名《新桃花源记》,“只是,那是一个虐恋社区。”她最后补充。

  (原标题:久病成医李银河)

  来源:南都周刊 2013年12月23日12:06  
   
  记者_于丽丽 发自威海 摄影_刘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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