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1-05 08:21:39

城镇化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劳动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相互之间的协作就越是紧密。依赖协作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率，更带来了空间形态上的集中、积聚和专业形态上的规模化，由此带来了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协作的网络化。如果缺乏这个基础，城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民变市民，与其说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因劳动分工导致的职业身份转变，即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分工奠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而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只是适应劳动分工深化而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变化。就此而言，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劳动分工深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市场推动的自然发育过程。 　　文章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其职能不是去对城镇化“拔苗助长”，而是对城镇化的复杂过程进行风险评估，管理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各种风险。针对城乡分治的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和推动改革，清除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城镇化是全社会的，是社会平等化的过程，包含了城乡一体化。消除城镇化的体制障碍，决不应是基于城镇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是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发展成果能否共享而得出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当前制约城镇化的体制障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农民出村的障碍。农民的财产权不可交易，无法像城里人一样，其财产可自由转移，农民被束缚在传统的财产关系之中，自然也就无法从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如房产增值收入、土地增值收入等。二是农民进城的障碍。这主要是户籍制度及与之挂钩的公共服务待遇。两个障碍就像两堵墙，会使城镇化变成一个封闭的孤岛。这样一来，中国的城镇化就会有“胎死腹中”的风险。撇开了农村、农民和农业，城镇化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变得毫无意义。城镇发展，不等于城镇化。政府应从社会进化和社会网络化的角度来看待和规划城镇化，促进社会平等，进而促进经济质量提升。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