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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年：渣滓洞刑讯室考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2:33

设立渣滓洞看守所的缘由  　　要对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1947年12月—1949年11月，俗称“渣滓洞监狱”）从司法角度进行考察，首先要明确一些基本概念。最重要的是，渣滓洞看守所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943年4月—1946年1月）无关，也没有什么“中美合作所48套刑罚”。其次，看守所不负审讯之责，它只配合审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设为行辕。内战开始后，1947年夏天改为绥靖公署，1949年国共和谈，太平有望，又改为西南长官公署。名称虽变动，但组织内容基本未变，习惯上还是称“行辕”。  　　行辕军法处设有“重庆行辕第一看守所”，主要关押刑事犯、寄押军事犯。地点在下半城原老巴县衙门监狱（今解放东路巴县衙门巷），其女监一直保存至21世纪初。  　　1947年6月1日深夜，国民党军警宪特进行全国性大逮捕，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各拘押点人满为患。据《民主报》记者唐弘仁回忆，他们被集中关押在枣子岚垭漱庐，普遍审讯后释放了一批，转移到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又释放一批。最后留下25人，加上从贵州转送来政治犯10余人，共30多人，转押渣滓洞长期拘禁。  　　正是为了长期监禁这批政治犯，当时公开与秘密身份分别为重庆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情报处少将处长的徐远举，决定设立行辕第二看守所。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说，它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单位，行政关系隶属于行辕二处（情报处）；受行辕一处（军法处）、保密局西南特区的指导和监督；业务上与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交警直属大队联系。  　　任务为：配合审讯工作，负责秘密处决，负责看管并考核在押者之思想。看守原则为：男女分监，轻重分监，新旧在押人分监，重要者镣禁（1954年在押人员邓培新交代材料《渣滓洞情况》）。  “司法改良”却“有法不依”  　　看守所是国家司法体系的终端机构。根据民国《看守所组织条例》，其职责是看守监管，配合审讯（如提押犯人），看守所本身并不承担审讯之责。它需要配置镣铐戒具，但不应该有为逼问口供而设置的刑具如老虎凳、烙铁、竹签子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签订不平等条约，其中“治外法权”的主要借口就是中国监狱管理野蛮落后，洋人不能受“土罪”，于是“监狱改良”成了政府需要解决的紧迫政治问题，列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晚清民主思潮中，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逐渐向社会普及，野蛮刑讯已经从法理上被摒弃，是监狱改良中首先要革除的行为。1901年7月19日张之洞和刘坤一呈上关于监狱制度改良的奏折，提出编纂新法典、改良司法部门。晚清政府想通过司法改良来争取废除“治外法权”，换取列强承诺，这成了在国际背景下民族生存竞争能力的标志之一。  　　孙中山于1912年3月发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中规定，不论司法、内务各官署，在审理及判决民刑案时，不准再用笞杖（抽鞭子打板子）、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一律改为罚款和拘留。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一概不准刑讯……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建设“文明监狱”，以“隔离感化”代替“笞杖刑讯”，是近代中国司法改良的核心。从法理上说，如果看守无理地对犯人进行肉体折磨，也是违规。因此，在渣滓洞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政治犯们理直气壮地一齐对看守怒吼“不许打人！” 　　2003年一个雨天，笔者参观“行辕第一看守所”即老巴县衙门监狱的女监，犹觉其阴暗潮湿，低矮狭小如关动物的囚笼。犯人直接睡在泥地上，冬天给几块木板当床。1949年1月脱险志士金成林等人从渣滓洞押往第一看守所（准备由特刑庭公开审判），在这里被同牢的刑事犯欺负，躺在泥地上冻惨了，次日主动和刑事犯搞好关系，才被允许上木板去。之后通过交谈，刑事犯们对这几位政治犯十分佩服（脱险志士金成林于2010年10月29日回忆）。  　　相比较而言，行辕第二看守所即渣滓洞，明显有一些“文明感化”设施，底楼及平房有上下铺床位，院墙上写有感化词，初期允许政治犯设立图书室、小卖部，还可打篮球。渣滓洞看守长李磊，表面上对政治犯态度和蔼，满口新名词，标榜自己是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龙光章去世，他主动找政治犯搭话表示同情，听说难友们准备追悼会，“不仅同意，而且他还要参加并作主祭人”。就算非常虚伪，也说明当时确实在进行监狱改良。顺便说明，龙光章去世，难友们筹备追悼会时考虑过进行绝食斗争，但狱方同意开会，就无需绝食了（弗公《亲历者回忆“龙光章追悼会”经过》，《重庆渝中政协文史资料》第2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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