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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暴力中国”的和解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4-03-04 13:13:30

社会上也就慢慢形成一种思维：如果要解决问题，就要把事情闹大。政府也形成一种处理模式：一旦事情闹大，为了维稳的需要，政府就息事宁人，不再辨别纠纷中的具体是非，而是用维稳费用花钱买平安。本来是小事情，可以正常解决，但在部分群众看来，只有闹大，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闹大，才会引起重视，才会迅速得到解决。​ 　　暴力泛滥背后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本来有制度，有法治，就是告诉人们，解决纠纷可以不必通过暴力。暴力冲突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很少有双赢的。因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双赢的达成则需要大家坐下来说理、谈判、妥协。法治本来应该是超越于各种利益集团，超越于政府利益、公民利益之上，这才是法治，司法维持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法治。​ 　　所以，要告别暴力，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特别是法治的建设。不能仅仅期望于政府，信访、维稳不能解决一切。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很多纠纷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与民众发生的纠纷，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决好这些事情？必须让司法体系起到仲裁机构的作用，这才是一个根子上解决的办法。​ 告别革命逻辑​ 　　讲到暴力，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任何革命都有神圣的名义，为了达成某个神圣的目标，对被革命的神圣性所排斥的敌人就可以采取非常规的、非法律的暴力方式。它用目的的合理性来肯定手段的合法性。虽然今天有告别革命的说法，但是革命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肃清。今天，为了公众利益，为了国家长远前途，公权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就是可以容许的。虽然今天不讲“革命”了，只讲“公共利益”，但各种公权力的暴力，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变相的革命逻辑。我并不是反对一切革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这套革命话语。​ 　　冲突的双方往往是有同构性的，否则很难形成冲突。民间的暴力与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是对抗的，但是逻辑形态和表现形态是完全同构的。底层在诉诸暴力的时候， 也是诉诸这套革命话语，因为代表着正义，代表着苦难者，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殃及无辜。很多暴力事件一开始是冲着公权力去的，后来打砸抢，殃及无辜。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黑官、黑商、黑精英这三种人最容易成为冲击对象。背后的逻辑也是革命的逻辑，行动者借此赋予自己一种合法性。​ 　　因而，要避免暴力，除制度重建之外，就是要在观念上检讨诉诸实质正义的革命话语。革命永远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法治的终极目标虽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法治的基本形态是形式正义。它不能容忍以实质正义的名义来破坏法治的基本形式和条件。不能因为你受了委屈，你就可以打砸抢；不能因为你代表公共利益，就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这都是现代法治所不能允许的，它不问你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只问你行为本身是否符合法治，这是法治最为核心的一个东西。​​ 　　诉诸实质正义的革命话语，是暴力泛滥的第二个温床，是观念性的温床。暴力的自我辩护、自我肯定，往往都是通过实质正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而不缺实质正义的传统。儒家为民请命，皇帝代表天统治天下，乃至老百姓的反抗，都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我们要在观念上，在公民文化、政治文化上破除实质正义的迷信，树立起普遍的法治观念，遵守程序正义，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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