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恐怖活动会巴基斯坦化吗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9:58:30

中评社北京3月7日讯／知名评论员邓聿文昨天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中国的恐怖活动会巴基斯坦化吗》，内容如下： 　　 所谓恐怖活动的巴基斯坦化，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恐怖活动大面积扩散开来，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行越来越多，政府对打击恐怖活动已经力不从心，乃至无能为力。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近年来已成为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全球恐怖活动的中心地带和“最危险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报告曾称，超过全球恐怖袭击次数的一半发生在巴基斯坦。巴国的恐怖袭击不仅直接针对国家机器、军政机构、敏感设施，也针对平民，后者甚至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流。恐怖形式也多样化，特别是本土生长、本土受训、本土攻击的恐怖主义本地化进程在不断加速。鉴此，巴国的恐怖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完成了由恐怖袭击的“工厂”到“消费市场”的转变。 　　中国在恐怖活动方面会巴基斯坦化，成为被恐怖袭击的“后起之秀”吗？尽管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有点无的放矢，但如果仍由目前这种局面发展或者恶化下去，成为另一个巴基斯坦并非不可能。 　　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暴行已经渐渐多了起来。新疆不说，内地也发生多起直接以平民为目标的反社会的泄愤暴行。最新的一例就是昆明火车站的恐袭事件。发生在中国两会召开前夕的这起暴力事件，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死伤人数最多、手段残忍、后果最严重的一起暴行，直接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恐怖袭击，也引起了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的谴责。 　　昆明恐袭可能是中国本土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以前的恐怖主义或暴行由袭击国家机器（如警察机构）、局限在特定地区（如新疆），带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多表现为内地的一些暴力事件），那么，这次恐怖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已经扩散到中国内地，恐怖分子随时有能力发起一场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 　　在未有更多的信息公布前，人们不清楚制造这起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清楚，即恐怖分子刻意选在中国两会前策划制造这起恐怖事件，是要借两会的关注度，把全球舆论由两会引向两个民族的“战争”，给社会造成一种恐慌的心理效应。应该说，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中国民间这几天都在谈昆明恐袭。 　　这起恐怖暴行，中国网上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反应值得“玩味”：许多人借“反思”的名义，抨击政府的新疆政策和民族政策，把恐怖袭击的原因归咎于政府集权之“恶”。更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和评论这一事件，当然，也有人在曲折的文字后，隐讳地表达了对恐怖分子的同情。 　　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活动“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国政府的治理失败。政府治理之所以失败，根据巴基斯坦学者伊利亚斯的看法，与巴基斯坦立国指导思想中强调伊斯兰教的统治有直接关系，他认为这是损害国家团结的根本祸根。巴国指导思想强调伊斯兰文化的一元性，开国时宣布“乌尔都”为国语，把印巴分治时从印度迁移到巴基斯坦来的、说“乌尔都”语的文化强加于巴国，形成统治地位，把巴基斯坦的地方语言变成次要文化了。而说乌尔都语的人口在巴国的人口中只占7%，是典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中国恐怖主义的出现，虽然成因与巴国不同，但恐怖主义升起的本身即表明，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治理也是失败的。 　　从每一起暴力和恐怖事件来说，有着各自的具体原因，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暴力和恐袭事件集中发生，就必须反思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上出了什么问题。如上所述，许多人把新疆分离势力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这个账，算在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上，意思是，过时的民族政策和僵化的治疆策略造就了新疆的分裂势力，并逼得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一途。 　　这样看问题有些简单化，固然，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都有大问题，需要调整和改变，但应看到，这套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如此激烈和频繁的恐袭活动；另外，也要看到，在新疆等地的恐袭活动增长的同时，内地的反社会的暴行也层出不穷，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还有一些人把恐怖活动抽象地归咎于政权的专政之“恶”，这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这套体制存在半个多世纪了，不说改革前，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专政比现在更严重，那时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出现？ 　　所以，我认为，不能单独把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抽离出去，而应把它和内地发生的同样多的暴力事件放在一起，从时代的大背景去考察。换言之，新疆的问题固然有新疆的特殊性，但新疆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是执政党的治理体系、价值目标和政策手段出了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执政党目前在国家治理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公平正义的价值丢了，没有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转型的目标和价值去追求。这其实也是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改革从一开始没有树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更没有在蛋糕做大后，及时把社会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扭转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可以说，这是我们过去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新疆问题不过是执政党的治理失败在新疆的投射和反应而已。 　　事实上，在缺乏公平正义的引导下，不仅少数族裔，汉族自身也是个受害者。这种受害不仅表现在汉族中的底层民众，并未享受到来自改革发展的红利，也表现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给其他民族，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民族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不但受执政党的压迫，也受汉族的压迫。一旦他们形成了此种印象，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势必会制造两个民族的仇恨。 　　因此，要彻底解决新疆的分离主义，消灭恐怖活动，就须把新疆问题纳入到全国，在执政党的治理层面予以通盘考虑，而非就新疆问题来谈新疆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从前者来说，要改变的是国家的发展导向，执政党需要在放松政治的控制中，将社会引导到公平正义上来，一切政策，都应以此为价值导向。反映到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就是实行族群融合，柔性治理。 　　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如果因恐袭和暴力事件增多，而强化政治和社会控制，加重民族隔阂与对立，这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国社会的巴基斯坦化就很可能不可避免。 　　来源：联合早报2014年0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