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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者对话：郭震远活出真实人生

http://www.CRNTT.com   2014-05-06 00:29:42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台湾问题专家郭震远接受中评社的专访。（中评社 杨天摄）   　　郭震远加入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研究的二十九年，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进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期，也是世界的国际关系发生现代史上最重大转折的时期。世界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这期间，中国出现了三次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激烈争论，即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引发的争论；世纪之交，由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美军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发的争论；2008年以来，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引发的争论。这三场争论，郭震远都亲自参与、见证了。 　　令他至今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一场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引发的争论，他说，那时情况险恶，差点被扣上了自由化倾向的帽子。当时国内政治环境正好处于89年六四后的严峻阶段，人们习惯性地把对苏联解体的判断和国内六四以后的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次在会上，争论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冲击、两极格局瓦解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国内改革开放是否还要继续坚持。郭震远说，当时，有人慷慨激昂甚至痛哭流涕地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中国理所应当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旗要在北京永远地飘扬。最后，他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邓小平同志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曾说，“旧账可以不算，但是话要说清楚”。从沙皇俄国开始，康熙和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三百多年来，俄国和苏联一直欺负我们，掠夺了我们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苏联解体，困扰我们三百年的外患没有了。好不容易我们的日子比苏联好过，我们为什么不高兴？有人说，这是立场问题。郭震远当下就非常有力地回击他们说，我的立场是爱国主义，所以我高兴。我倒要反问你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么一问，场下鸦雀无声。会议结束，有朋友跑来和他说，刚刚真是替你捏一把汗。他开玩笑地说：“我当时可是一滴汗也没出，这有什么好怕，我觉得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唯实。” 　　郭震远还记得有一次让他拍案而起的经历。那是89年下半年，在一次会上，有人没点名地提出宦乡在宣扬“趋同论”，“一个世界”的说法就是严重的“趋同论”，应该要好好批判。郭震远很清楚这是宦乡的原话。1987年8月，宦乡应钱学森邀请，在北京中央机关司局级以上和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的报告会上报告国际形势时，宦乡提出，当今世界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说宦乡在宣扬“趋同论”，郭震远当然不接受。他听完就立刻拍案而起，“宦老这四句话，有我老郭的份，虽然他走了，我老郭还在这，当中的‘竞争共处’四个字就是我加的。”事实上，宦乡当时只写了三句，但郭震远看后觉得这只是静态的描述，不符合世界的发展变化，所以建议再加四个字，将其动态化。在全场鸦雀无声中，一位与会者突然站起来说，我和老郭的看法完全一样，我和老郭站一起。从此，他们俩成为了亲密战友。 　　宦乡在事关国家战略、政策选择的重大问题上，敢于讲真话的风格给郭震远深刻印象，一直引以为榜样。国家领导人对宦乡敢于讲真话，给予了肯定和赞扬。郭震远经常提及的一件事是，1986年11月上旬，宦乡病重，在上海治疗期间，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先念对宦乡的评价，给了他强烈震撼。李先念对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江泽民、朱镕基说，“宦乡是我们党内少有的高级专家，有过不少重要的特殊贡献……。宦乡是敢说真话的人，他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说话。”郭震远听了李先念讲话的传达后，十分激动。他认为，李先念讲的最后两句话，是对宦乡最高的评价，也是他最佩服的宦乡的人格特点。郭震远说，从那以后，在关于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的重大问题上，自己就更自觉地敢于说真话、坚持说真话。这在此后发生的三次大争论中，都有清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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