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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雷:香格里拉对话的四种叙事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13 10:34:40 |
与日本的精巧叙事的“巧外交”言辞不同,中国的外交叙述充满了国情咨文的政论公文色彩,而这种以冷静、克制、微修辞而着称的中国叙事,其核心是一个历史隐微、道德臧否、正义伸张、文化重振话语,旨在倡导一个实用主义、和而不同的亚洲世纪。 当然中方代表王冠中用了一长段针锋相对的插入评论,将所有外交性修辞去除,使用了不具名的外国外交官劝说这一私人和日常化的细节,客观上将整体性、均衡性、统一感的国家修辞打破,成为会议现场回应刺激的反应模式。 这种谈话模式是中国外交家承继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陈毅妙语应对外国诘难、乔冠华笑傲联合国会议的“舌战强权”的人格胆魄式外交程式。但是,现代的外交场合已经不再是单一主体修辞性和羽扇纶巾式的论辩模式,而是通过大量国家治理善政、跨文化心理洞察、社会场域互动、传播符号使用、幕后战略行动铺陈、国际修辞暗战等方式,才能达成的超级政治。 由于中方代表针对哈格尔“三个充满”的批评性描述,放在国家修辞——也就是中国的四大倡议之前,使得这些建设性的内容被淡化、弱化和遮蔽。 与中国相比,日本在东南亚的简单投资,被安倍描述成日本的资本到来使得当地社区动乱、萧条消逝,街道上都可以听到美妙的自食其力女性操作机器的声音。而中国把30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仅作为一个项目名称一笔带过,通过现场英文翻译,只留下“共建、共享、共赢、建设力量、积极力量、正能量、高举旗帜”等口号式道德修辞。 在修辞层面,尤其是解决国际事务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政权一直有一个核心话语:平天下之道,在明明德,在利民,在止于据己;欲治亚洲,国需修其身,民需正其心,官需诚其意,方可静安虑得。问题在于,亚洲社会很少有国家可以内外兼修,言行一致。这种情景下的万国对话,多止于权谋和便宜之计(modus vivendi)。 作者周雷是香港BRICS FUTURES独立智库创立人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06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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