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两种可能的前途”

http://www.CRNTT.com   2014-06-16 09:48:27

中评社北京6月16日讯／​​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表了题为《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演讲。吴敬琏演讲中指出，统制经济残余仍旧存在现行经济运行当中，应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出现。寻租腐败活动侵入党政军系统，造成大众严重不满，使得“十八大”做出了“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在谈到当下关于“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争论时，吴敬琏表示，“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 　　对于如何“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吴敬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第二，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第六，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改革征程》，现在我们一个总的口号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平台上，开展我们新一轮改革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忆一下我们二十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今后的改革，就是在二十世纪的改革所建筑起来的平台上前进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二十世纪做了些什么，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构筑了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1984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起点。1984年的时候，中央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到了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做出了三中全会的决定，1994年又有一轮新的改革，那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　　统制经济残留，仍旧存在 　　​​从1992年、1993年、1994年进行的改革，使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就构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就使得我们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遗产。 　　​​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是经过计算做出的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它的特点是保留原来理论上的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的干预，准确地说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统制经济。​​ 　　在二十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保留了许多统制经济的遗产，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的遗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应该说，主流观点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很不完善，还是一个半市场经济，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定里面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是这个情况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十八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这些情况，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上，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这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这种过渡性经济的特点就是，它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有一个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的问题。是哪一个因素在成长，哪一个因素在消亡。​​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 　　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地被消除。政府从它不应该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以法制为基础的，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没有能够得到成长，没有能够得到发扬。而旧体制的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就会造成一种情况，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导的那么一种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可能性的前途。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寻租腐败活动侵入党政军系统，造成大众严重不满​​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那些生产发展、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起来。但经过若干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当然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在过去几年，有一些高层论坛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决议，但是没有能够贯彻执行呢？大多数人认为，它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纪进行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人们陶醉于这些成就，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改革。 　　​​因为，要进行改革的话，就要舍弃一些旧的东西，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虽然做出了决定，实际上这个决议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所以，原来的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就是，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被要求转型，要求从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的匮乏变的越来越严重，环境的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问题从80年代的后期，那时候因为存在着双轨制，也就是说存在着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是就表现出了官倒。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的，出现了有权力背景的，利用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80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经开始露了头。到了二十一世纪，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 　　二十一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我们的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这个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这个资金投入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因为政府手里有大量的资源，所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的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得越来越庞大，所以腐败的问题，也变的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普遍的买官、卖官的现象，这就意味着，寻租腐败活动一直侵入到党政军系统内、体制中，造成了大众的严重的不满。​​ 　　十八次代表大会，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根据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我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要求，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这么一个基本方针上的决定。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决定，对于“怎么进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通过163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决定》所要求的体制。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草案做说明的时候讲，“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怎么才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决定另外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的一种愿望，是一种目标。怎么才能做到？要建立一定的体制，建立一定的制度。 　　​​三重全会决议讲，“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一定要有这样的制度基础，它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基础，再有这样的愿望，也是做不到的。实际上，经济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体制基础来。这个体制基础是什么？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中间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 　　​​这句话里面，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要求，正好是针对我们现有的体制中间的弊病。​​比如说，一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两个系统来构建它这个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因为行政系统的条条和块块，这两个系统就把市场的经济联系切断了。到二十一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运行的，但不是一个统一的，不是一体化的市场。它是一个被条条块块所切断的、碎片化的市场。所以，现在国家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国家范围内形成了一体化的所谓国内统一市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要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的分割。 　　​​第二是开放的，现在市场里面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所谓国企的，是在政策里面，集体是在附则里面，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在另则上。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对待的，它们能够平等地获取市场要素，对它们一体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三是，竞争性。竞争性的市场，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我们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的出现，所以它就缺乏竞争性。因为跟权力的关系不同，不同的主体力量就不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是，有序。因为我们市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所以这个市场是无序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缺乏法制。经常是红头文件来治国，而不是根据一个法律，在统一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有序的市场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第五是，市场体系。从八十年代就是这样，对于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商品市场有问题，但最落后的，还不是商品市场，是要素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各种缺陷，碎片化，不对所有主体开放，不能平等竞争，或者说无序。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怀绕这样的要求，来进行我们的各项的改革。 　　​​直接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概有一百零几项，另外一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有关的改革，超出这个范围。比如说，建立法制，司法公正，审判的独立等，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些改革能进行得顺利，我们在2020年以前，就能够形成三中全会所讲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非常好的决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会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在新的起点上，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的征程。这个征程是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走的，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 　　​​有些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们国家长期实行过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经济体制，而反映着这一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我们这代人不用说了，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上大学的，大学从二年级开始全套换了苏联教材，主要的老师也到人民大学受苏联专家培训两年然后来教我们。我们下来的两代人，也许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开始走上舞台。他们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这套意识形态有它的延续性，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后来也，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和旧的思想往往是和平共处和不那么和平的共处，所以，很容易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妨碍我们的进一步改革。​​意识形态方面的苏联模式的影响，应该说它还是逐渐的消退。可是现在，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碍，往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说话。 　　​​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针对性是非常清楚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的针对性，从邓小平说的跑到别处了。要是说“中国特色的股市”，这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因为没有苏联特色的股市。​​ 　　总而言之，有一些人，不管真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还是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着这个旗号，苏联式的意识形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所以，有些人讲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讲内容的时候，讲来讲去还是苏联的那一套。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类，就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应该说改革三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得到了利益。有些人认为，多数人没有得到利益，只是极少数人得到利益。我不这么看。如果你熟悉我们的农民工，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他过去是什么生活，他现在是什么生活。有的人是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靠他的努力得到了利益，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另外有一种利益，是因为我们体制上的缺陷，寻租的制度基础非常庞大，所以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的利益，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这种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的既得利益，肯定会变成我们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因为这个权力，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他们是不愿意放弃的。而这个力量，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变的越来越广大，所以代表这种利益的人们，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的强大。这就使得我们进一步的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我们在带病的一个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在我们经济和社会中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我下面还要具体来讲这些矛盾和困难。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征程上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十八大的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毫不动摇捍卫改革的伟大旗帜”。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碍，另外要有大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三个问题，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有很巧妙的运作艺术，因为我们面对的阻力和困难非常多。 　　​​我们现在跟前两次改革不一样，我们的经济已经不是1984年那样“整个经济处在极其困难情况之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就能够马上见到解放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的效果”。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面临的问题都非常复杂。像我们过去在学校里和后来自学的经济学，经常感觉到不能应付我们现在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市场，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都是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需要有运作的艺术。而且，要能够研究出本质问题在什么地方，重点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能够针对这些问题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 　　下面讲一下存在的实际困难。 　　​​因为多年的体制缺陷和粗放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就使得我们经济和社会中积累了很多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只能在经济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推进我们的改革，所以要善于处理这些实际困难，才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进行得比较顺利。​​ 　　有几个大家都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实际困难），第一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地耗费资源，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资源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都变得非常的高。​​ 　　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得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了破坏。人类要生存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现在都发生了问题，就是土地、空气、水。统计局的经济学家，前两天做了一个报告，讲到污染说了一个段子：有个北京人发一个短信给哈尔滨的人说，霾让我都看不清楚天安门上的毛爷爷的相，哈尔滨回他一个段子说，我们这里的霾比你们北京还严重，钞票上头毛爷爷的相我都看不清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需求乏力、增速下降。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一百一十万亿了。总体来说，是需求很大，但是在很多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因为大量投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加得很快。另外一方面，因为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我们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哪一种产品产能不过剩的。​​ 　　1958年大炼钢铁，要从535万吨一年增长到1070万吨，现在，我们钢的生产能力是10亿吨。一个唐山钢厂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加总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亏损，经营很困难。这不仅是一个产品，有人说“找不到什么产品不过剩”。 　　​​在宏观经济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国家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200%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它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市场的突然崩溃，就是因为某些环节上的困难传导到比较大的领域，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你在网上看，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应该怎么处理当前的困难。 　　​​刺激政策弊大于利​​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现在，网上有不相同的意见。两种主要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说，应该采取救市的政策，就是说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不应该采取像2009年那样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掉。所以，很多人认为，不应该采取类似于2009年那样的刺激政策。​​ 　　一方面是因为，2009年刺激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有待于消化，另外一方面是，2009年以后也采取过几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强度没有2009年强，比如说2012年5月也曾经进行了刺激，去年也有很短的时期主要是靠城建投资希望拉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2012年的刺激和2013年的刺激看起来，刺激的效果越来越衰退。在我们经济学上，1956年讨论“增长模式”的时候，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索洛所提出来的，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根据他对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的回归，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不是靠投资来支撑增长的，所以没有出现递减的问题。从我们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来看，确实，它的投资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 　　​​2012年的刺激，只维持了几个季度，2009年那一次刺激，正面的效应维持了好几年，在8%以上的增长。2013年这一次，就没有刺激起来，增长率继续下降。所以，有一种意见是，不赞成（刺激）。但是，现在看起来，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认真考虑。​​为什么，这个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很大，而且它的正面作用也在衰减？这是应该研究的：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的保持GDP的增长速度。 　　​​今年，在两会以前有过一个争论，到底应该把今年预期的增长速度定在7.5%还是7%？后来吸收了两边的意见，定在7.5%左右。第一季度是低于7.5%的，是7.4%，主流的舆论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有一种预计是，还有可能继续下降。那么，继续下降是不是可以接受？这就有很大的争论了。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说，“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因为增长速度高低，对于大众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有影响的是就业。保增长速度是为了保就业，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业跟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通常好像有这种看法，就是，就业和增长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就是说，增长速度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增长有一个结构问题，什么样的产业增长得快，增长里面不同产业的（对就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结构不一样，对就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投在哪里？投在重化工业，就业弹性是很低的。从各个产业来说，什么样的产业它的就业弹性高？总体来说，是服务业。 　　​​我们现在就出现了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关系并不大。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好处是能够提高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流通中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了，这是很高的比例，债务率不能够再提高，杠杆率太高，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对于中长期造成了更高的危险。 　　​​有人说，现在货币政策总量已经过紧，其实是不对的。比如说，去年从广义货币来说增长13.1%。7.5%的增长率，再加上2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货币超发。所以我觉得，最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困难。 　　​​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一些什么？ 　　​​第一，要防止风险积累，尽量的释放现在存在的风险。可以做一些什么，我这里说一下设想。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人说基础建设投资没有关系，东西反正在那，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因为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按基本的约束条件是，资源是稀缺的。资源是稀缺的，就有一个选择问题，这个资源应该放在哪里，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部分。如果它是没有稀缺性的，是无限的，它只要东西在就往里面投了，没问题。可是，因为它有稀缺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机会应该抓住。你要抓住机会，就要避免去做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维持。​​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说，政府是有负债，但是在负债表上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虽然，有些单位认为中长期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有的单位认为有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不小。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前年，上海就做了这个事，把上海家化卖了去补充社保基金，因为老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养老金基金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口。另外是，三中全会决议里面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我觉的并不难做，对使我们国家经济稳定大有好处，而且它对于职工的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便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它积累起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了地但没有企业进来”的开发区很多，有一个省，有上百个开发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态。需要盘活这些资产的存量，我们还可以想出其它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把一部分风险释放了或者消除了，使得风险不至于积累得太大然后爆发。​​ 　　第六，再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的政策。 　　​​营改增和工商登记便利化，效果明显 　　​​像这样一种方针是不是会有效？是不是对我们整个的发展和改革更有利呢？从一季度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些印证。​​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比全年来说进一步下降，下降到7.4%，但是，就业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2013年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增速下降”通道，但是，2013年的就业情况是相当好的。2013年政府提出的计划是“新增就业900万”，2013年实际完成的情况是“新增就业1310万”，完成了计划的145%。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速继续下降，就业的情况比去年稍好，所以，新增的劳动力基本上消化了，所以，“登记失业率”维持了原来的水平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增长的结构有了变化，这个最显着的变化就是，第三产业开始起来了。我们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总结“十五计划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取得效果”的时候，就提出了十一五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一共四个主要的措施： 　　​​第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市民的转化。​第二个是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三个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个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这四条中间有两条都是讲的“服务业”。第二条讲的“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是讲的制造业里面的服务部分，要提高它的比重。现代制造业和传统的制造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服务化了，就是说它的产业链拉长了，它的前后两端变成它最有活力的、附加值最高、盈利性最强的部分。这两端，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前后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制造业，因为到了现代，产业链拉长了。第三项是独立出来的服务业，我们计算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是独立的服务业，没有计算进制造业内的服务内容。 　　​​当时，制定十一五的时候，提出的“怎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提高效率”的途径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发展服务业。呼吁了很多年，从这个计划来看，从2006年开始强调要发展服务业，但是七、八年了都没有起来。前年开始起来了，去年就有明显的变化，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 　　​​因为，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所以因为这个结构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为什么，我们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呼吁了很多年，但到了这两年才发生了变化？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最重要的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的，是两个很小的改革。 　　​​一个改革是，从2012年1月开始的、上海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7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了。当时，国务院做出的决定说，放在一个企业减负的项下，上海改了以后，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看减负减得不多，而且有的行业税负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很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后来很快在全国铺开呢？有些人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因为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主持这个改革，国家税务总局为了支持这个改革让了税，但其实，有些地方积极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地看，更本质地看，更动态地看。​​ 　　那种说“营改增其实没有减少多少，有的行业还增加了，需要进一步调整增值税税率”，这种是从静态看的。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它是从动态看。营业税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有一个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阻碍分工的深化。 　　​​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得最明显。我们看网购，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容纳了多少人就业？有快递、结算、广告等等。所以，营改增它的重要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一个企业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分化成五个环节，就是（缴税）五次了。 　　​​另外一个是，2012年开始，工商登记的简化，便利化。这届政府“简政放权”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登记的门槛。按照去年的统计数据，很多地方新登记的工商数目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上海是增加了70%多，有一部分是为了自贸区先拿这个牌照。这个时候，它才开始活跃起来，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个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曲，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这一届的领导进行了一些改革。这是很小的改革，这种小的改革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样的例子，增加了我们对于改革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信心。当然，我们现在改革的推进，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够把最重要的“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把它认定，然后，由政府和大众合力把改革推着前进。 　　​​我认为，政府总是说“现在困难是可控的”，应该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在可控的时间里面，把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存在这么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来源：财经网2014-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