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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

http://www.CRNTT.com   2014-09-16 09:28:53

今天，在所有福利国家，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国家财政不堪负担，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力量也远较中国的强大。因此，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国低，但社会福利制度水平较中国高。因为没有社会的阻力，中国成功地把新自由主义引入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较之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更成功，大大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社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这是一种社会失败的情形。中国资本主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是和社会失败紧密关联。从经济上说，中国很难建立其一个内需社会。内需社会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但在所有国家，健全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缺失这一制度基础，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费。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是无助的，存钱是为了买房、送小孩上学、看病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收入差异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导致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这些社会领域的高度货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已经破坏和动摇了社会的基础，社会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社会稳定。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越来越呈现暴力化，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经济成功和社会失败使得中国的发展和东亚模式不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用，而非常类似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美。中国可以采用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欧洲是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的，也就是民主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激进化，导致过早的民主化的发生，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民主化的条件。并且，激进政治化而导致的民主化，会促成中国走向劣质民主。   　　作为东亚社会的一份子，中国要解决失衡的资本主义问题，需要回归东亚模式，主要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模式，促成社会和资本关系的良性循环。当然，东亚模式和欧洲模式并非矛盾，因为前者里面已经包含欧洲因素，只不过东亚政府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更为主动。   　　要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力量是关键。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社会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会复苏一些，但力量不会那样强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已经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变，包括流动社会、城乡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过，新型的社会力量也在快速壮大，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团体等。   　　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导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时代，即使是通过民主化，社会力量也很难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从西方和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经验看，人民通过选票很难制约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资本处于流动过程之中，资本没有国别，可以选择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民主化当然可以对政府施加莫大的压力，但政府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把压力转移到资本之上。   　　资本遇到压力，就会选择“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向到处流动的资本征收“国际税”。不过，这种想法和马克思当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显得具有乌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便是天方夜谭。当然，过去发生过的消灭资本的方式，也即共产主义的方式，也不可能了，无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都证明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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