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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激进化政治及其结果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可以借用刚出版的三本涉及激进政治的书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本是著名马克思或者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时光：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两本是反思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的政治状况，包括前捷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着的《历史的麻烦：道德、革命与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个学者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哈维尔与米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鲍姆是上世纪到本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两年前以95岁的高龄去世，本书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集子。他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学术性历史著作不一样，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产主义，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能够持续下去，因此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一个出路。不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表明苏联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另一方面，尽管霍布斯鲍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资产阶级的文化，但对此也是非常不满，而倾心于平民文化。不过，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激进政治造成相反结局 　　霍布斯鲍姆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从自身个体政治价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对各种变革进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变得非常具体，展示了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从他的反思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第二，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成知识分子去构建乌托邦。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的，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尽管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知识分子。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则曾经是捷克和东欧的风云政治人物，被视为在推翻苏联集团和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英雄，尽管他们也曾经是知识分子。   　　可以把有关他们的这两本书，视为是他们对革命之后革命家这个群体的现身说法，也是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宏观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曾经论述革命之后的变化，革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和秩序形式变化了，但大部分内容依旧。但是，对革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变得复杂一些。一般的情况是，往日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边是坚持革命理想的职业激进主义者，一边则成了新的掌权者，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不了现状。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革命家。   　　不过，从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对往日的政治异见者，在革命成功之后状况的细数，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对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抗议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暂时光，革命后他们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总理或者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不过，他们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样，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灭，因为革命并没有能够为他们带来所希望的变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灭之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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