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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革命与创新

http://www.CRNTT.com   2015-11-23 07:27:5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基础地位和支柱作用体现在对其他重大改革领域的辐射性，它是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和社会保障的强有力支持，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桥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杠杆，是遏制腐败和打造廉洁政府的平台，是社会治理和国防建设的财力保障。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改革预算管理制度，硬化预算约束，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二是，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职责分工；三是，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改革行至今日，已摸索涉入“深水区”，可谓拔寨前进，步步为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对推进金融改革再度进行全方面部署，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见》指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意见》行文中也可以看出，近期金融改革的四个重点已经圈定：一是制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四是保险市场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会提升资本的供给效率。 　　中国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劳动力价格（工资）、土地价格、资本价格（利率）、资源性产品价格（煤油电气水等的价格）、环保价格（环保收费）等未反映出其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与其使用有关的负外部性（环境损害），其结果必然是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生产过程的高资源消耗强度以及相应而来的浪费和污染，造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分配结构扭曲，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中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基本思路是：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够由市场配置的尽量交给市场；在有外部性的一些领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解决的，政府要加强社会性管制。为减少价格改革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居民生活用电、用气、用水、用热，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需求，逐步建立兼顾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资源要素节约利用的阶梯价格制度，基本生活需求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非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更多反映市场供求。 　　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同时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让土地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是此轮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因此本次土改的核心应该是释放农村土地的资本属性和流转属性，给广大农民带来财富增值是最终目的，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可以变为活的资产，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让活力在更高层次上释放出来，农民也将享有土地要素带来的红利，有利于根本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而且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点。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户口迁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 　　从我们对户籍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看，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首先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倾向。根据我们对整体就业倾向的分析看，户籍改革能够提升未来整体非农劳动就业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储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我们预测在2020年，农民工总数将达到3.05亿。其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从工作时间长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每年的工作时间长度来看，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是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为9.8个月，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将会延长至12个月，从平均在城市的打工年数上看，平均为8-9年，而一旦解决户籍和社保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 　　如果2014年开始推进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未来的城镇化将更多的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来五年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库次涅茨效应的最后释放窗口。 　　这里需要顺带提到的是全面放开二孩提供新的人口红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丧失，更预示中国社会未来养老的负担将加大，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 　　放开“全面二孩”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00万左右，每年将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三房换四房，五座换七座，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将会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红利也将随之会到来。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的人才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国有企业的传统监管与经营模式已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国企的问题是历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虽然相比二十年前国企效率和经营思路已进步巨大，但现在的经济环境也与已往有着大大的不同。 随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国企的衰退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就是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规律。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弃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管是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还是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经营改革，完全退出和大规模私有化都不太可能成为主旋律，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本轮国资改革推进资本化管理，强化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及国资的战略掌控力、社会公益保障性等，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国企改革推进市场化，激发竞争活力，产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 　　自今年下半年，国企改革进入政策密集发布期，特别是9月以来，包括顶层设计在内的五大重磅政策相继下发，央企动作频频，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蓄势待发。目前，国企改革已由设计图走向施工图，年底乃至明年上半年N个配套意见将陆续出台，包括员工持股细则等，各地将积极出台实施意见和试点方案。 　　文章最后说，从世界经济改革发展规律看，在多领域改革同时推进之际，难免出现所谓改革效果期限错配问题。就是说，旧有增长点受到抑制的同时，新的增长点没有及时形成，导致“青黄不接”现象。这说明改革不是无痛的。改革与增长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改革会牺牲短期增长，调整增长模式，造成不同行业冷热不均、分野加剧，导致相关经济指标放缓。这不是坏事，反而说明调结构有决心，有实效。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的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的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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