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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6-04-27 08:22:25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明确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政策基调和原则。 　　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中央明确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明确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政策基调和原则。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切实地做好相关的具体工作。 　　一、去库存 　　《国家治理》周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文章分析，（一）房地产库存的结构性特征 　　城市常住人口的群体结构中，潜在购房需求最旺的群体，由于收入等原因，难以对住房形成有效需求。现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潜在购房需求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以及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城市新增就业人群。这部分人群因为婚恋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是有较强的购房意愿的，但现实中这种有效需求受到了收入和养老等问题的极大制约，难以成为现实中住房的有效需求者。 　　房地产库存主要在三四线城市，而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是特大城市群，这导致了房地产供给的区域错配。因为一二线城市土地较为稀缺，当前房地产投资更多向三四线城市集中。可是，这些城市在未来城市化中的地位却岌岌可危。从世界经验来看，这种由原来的乡村变为小城镇、产生很多小城市的城市化趋势并没有发生，而是在完成了城市化之后，大量人口仍然会向大都市之类的地区聚集。城市化最终可能是呈现一系列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三四线城市人口聚集会较为缓慢，甚至可能会向一二线城市进一步聚集。但是，因为这些城市已建成的房屋是不可移动的，这就导致了目前房地产供给和未来的房地产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即使我们刺激需求，刺激的最终结果是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三四线城市依然库存巨大。 　　房地产库存的新增主力是商业用房，这部分产品在新常态下需求有限，导致房地产供给的产品使用属性与现实需求错配。目前，商业营业用房高速累计成为了房地产供给结构的一个特征。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上升，再加上前期限购等政策的影响，部分社会购买力转向商业用房，结果导致商业用房的建设面积在过去几年大幅度攀升。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对厂房等需求拉动放缓。同时，随着互联网办公、电子商务等商业模式崛起，传统商场、写字楼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实体性质的商业用房需求受到了抑制。这导致商业用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呈现较为严峻的局面。 　　（二）结构性库存下的有关政策思考 　　房地产高库存的现实性和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其去库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中长期性。因此，房地产的去库存关键是切忌全面刺激各地的购房需求，而是需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切实让市场发挥作用，做好打一场相对持久的去库存战役的准备。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在农村建立合作养老机构，实现以地养老，为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分忧解难，提升农民工的购房意愿，促进有效需求的形成。农民工买房的一个重要限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为此，需要在农村加强养老机构的建设，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了降低农村老人的养老成本，可以采用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由村集体集中土地，利用土地的收益统筹建立互助型养老机构。这一方面解决了养老机构和农民养老的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土地集中，化解现在老龄人口耕种零散土地问题，提高经济效率。 　　在三四线城市通过推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方式，以金融手段化解房地产空间错配。现有房地产库存在三四线城市累积，但人口却向一二线城市聚集。要解决这种空间的错配，可以通过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基金投资的这部分房产目前可以用于流动人口的暂时租赁，随着城市的发展，未来也可以满足当地新增常住人口的购买需求），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变为现金流。这样既增加了当地的房地产购买力，又可以让房地产商将这部分解套的资金，向需要投资的一二线城市转移，通过资金流动解决房地产的空间错配问题。 　　一二线城市结合棚户区改造加大房地产供给。当前的房地产库存是一种结构性过剩，一二线城市的需求旺盛，未来还有发展空间。限制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发展的主要是土地供给，因此，现在需要加大土地承载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此，需要结合棚户区改造，充分利用有限土地增加住房的供给。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补充房地产投资，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适当延长土地开发时间期限等，允许三四线城市开发商自我调整供给速度。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市场手段降低供给，才能逐步缓解库存压力。在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为了促进供给，出台了很多政策来加快房地产建设速度，例如，要求土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发。现在需要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放松这些政策，使得开发商能够根据自身城市特点，控制供给。 　　从中长期来看，需要加大中西部城市群建设力度，吸引人口集聚，活跃市场。未来城市化的趋势会更多向大城市群集中。为了化解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危机，需要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城市群建设力度，将空间开发的指导思想从区域开发向城市群建设转移。通过城市群辐射周边，将中西部城市缺乏中心的网状格局向星形格局转变，以中心带动周边，促进市场繁荣。 　　二、去杠杆 　　文章指出，中国企业的负债率位于较高的水平，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并不是通过一些短期政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 　　（一）高杠杆成因 　　中国各部门杠杆率水平不相同，高杠杆主要体现在工业企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2010年之前还较为平稳，在2010年出现了快速上升。居民和政府的杠杆率都较低，但是从2008年开始了快速上升。 　　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根据MM定理，杠杆率不会体现一个长期的趋势。因此，杠杆率的上升背后是市场出现了深层次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体制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高杠杆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这是最为表象，但是也是最值得深思的一个原因。从图2（P41）中可以看出，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中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贷款融资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是依然处在高位。2013年之后，贷款融资比重由降转升，进一步提高了杠杆率。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这个表象背后是中国股市长期发展停滞，这个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中国建立股市是为了促进改革，更为集中的为国有企业改革融资、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在这之后才推广为全社会的融资渠道。因此，中国股市天生就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长期未能进行根本性的解决。股市的各种改革更多是改良，只能缓解，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终导致股市在反覆中举步维艰，资金对股市只能敬而远之。出于投资需求，资金就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此时，因为监管部门的竞争，债券发行条件大幅度简化，刺激了债市供给。资金需求和债市供给相结合，促进了债市的繁荣。债务融资繁荣，股权投资不振进一步导致了杠杆率上升。 　　其次，总需求中投资消费比重失衡全面推升了各部门负债率。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需求管理开始，中国主要通过高投资率来拉动经济。这种高投资主要集中体现在对房地产和城市基建的投资上面。这种需求管理模式极大拉动了企业的融资需要。企业很难通过股权融资来完成这些项目资金，更多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来完成，推动了杠杆率的上升。 　　再次，以量为主的增长模式造成了过剩产能，推升了过高的杠杆率。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中可以看出，中国长期坚持的以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环境，导致大量过剩产能的出现。这些过剩产能依靠贷款等资金支持，为此贷款的企业进一步转化为僵尸企业。这个累积的过程进一步推升了全社会的杠杆率。 　　最后，金融数量管制等金融政策通过影子银行提升了杠杆率。中国企业在高杠杆率的同时，也持有了大量现金及等价物，企业存款在M2中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定期存款的增加表明资金大量沉积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购买原材料、促进流通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的杠杆率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资金沉淀。这些沉淀的资金里面的主力就是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银行为了规避贷款规模管制需要将正常的贷款转化为不受到管制的品种，导致了表外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的盛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商业银行的回报，每个企业并不能完全得到贷款的使用权，将部分贷款必须存在银行，帮助银行扩大负债，增加规模。通过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的方式，这些钱主要进入了表外理财，导致企业持有的现金和理财产品的持有数量上升。由于贷款主要和抵押品有关，而不是企业的投资机会，这就导致了流动性错配，企业持有现金水平与投资机会无关，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通过参与金融活动，整个这种泛金融化过程推升了企业的负债率。 　　（二）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高杠杆率更多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结构性因素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长期过程中通过改革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也需要一些短期措施来保证不发生金融风险。 　　取消金融规模管制。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当前影子银行体系日益庞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的规模管制，逼迫商业银行将表内业务转移至表外。规模管制就导致金融空转，实体经济与金融脱离。所以，当前亟需取消合意信贷规模管制等直接的数量型管制措施。当然，规模管制的取消并不是能够轻易完成的，还需要辅以利率市场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推进。 　　以构建基准利率为突破口加快利率市场化。为了在放松控制之后保证贷款增速不失控，就需要尽快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货币政策走向价格型调控，从而改变商业银行的动机。利率市场化并不仅仅是放开存贷款利率就可以。利率市场化关键的问题是放得开、管得住。因此，利率市场化中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加快建设政策利率，选定一个短端利率作为未来的政策操作目标利率，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从而加快塑造商业银行合理的价格环境。 　　以金融大部制为切入点推进宏观审慎管理。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辅以宏观审慎管理。宏观审慎管理采用了一般均衡的思路，以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为主要手段，可以有效防止目前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避免金融体系违约产生的信贷紧缩和火线销售问题。在中国，宏观审慎管理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来实施。建议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构建金融大部制，依据主要是：首先，金融部际联席会无法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其次，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处在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让这两个变革与其他金融监管改革协调，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适时加快注册制改革。要降低杠杆就需要加大股权类融资。这需要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设。因为现在的市场机制与当前的全面融资需求并不匹配，这就需要有大规模改革的勇气。注册制改革正好提供了这个契机，可以通过全面改革构建符合新常态发展要求的股市。 　　与化解产能过剩联动。高杠杆很多是和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相联系。要化解高杠杆，一个关键就是解决过剩产能。对过剩产能的债务可以通过减记、债转股等方式处理，在企业的重组过程中合理安排债务，提升企业经济绩效。 　　通过给央行、政府和居民加杠杆，为企业去杠杆创造条件。全面去杠杆会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加大经济下行力度。中国政府和居民还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可以通过鼓励发债和贷款等方式来扩大杠杆率。这个过程提高了社会需求，为企业降杠杆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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