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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郭震远论特朗普对华政策与错位

http://www.CRNTT.com   2017-06-01 00:32:48  


 
  特朗普对华政策和未来时期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执政已经四个月。经历对华态度的变化,特别是对其对华态度变化中“错位”现象的分析,已经可以对其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以及未来时期的中美关系做出预判。

  1、特对华政策大框架,最终将延续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基本共识,但其具体的内涵将表现出强烈的特个人色彩,相关经济议题将占突出地位。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以来的近四十年中,经历了美国六任总统的多轮中美关系磨合,美国两党已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其要点是: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国家关系之一;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不断推进中美合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坚持一中政策,是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促进中美合作的政治基础。尽管冷战后三任美国总统执政初期,其对华政策都是曾有所摇摆,导致中美关系不同程度下滑,但经过中美的磨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大框架,最终都回复到上述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中美关系不仅恢复相对稳定,而且得以取得新发展。这是中美关系深层次的历史逻辑,不会因美国总统的更迭而改变。特朗普执政,强烈地反传统、反建制,但其执政前后对华态度的变化,却显示了其对华政策大框架,最终将延续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

  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具体内涵,将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主要是经济议题将在其对华政策中占有突出地位。经济关系历来是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以来每年一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成为中美之间最高层次的官方对话机制,充分表现了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政府对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但长时期以来,中美之间的政治、战略议题始终在中美关系居首要地位。特别是中美政治、战略摩擦,更是始终对中美关系全域有着远超经济摩擦的重大影响。这是中美关系是两个有着重大差异的大国的关系决定的。特朗普执政,把提振美国经济作为其执政首要目标。出于其偏执的个性,特朗普不是把包括中美经济合作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视为提振美国经济的重要助力,反而认为这种合作是他国受益、美国受损。在特朗普执政后,中国一直在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上,受到特朗普指责、威胁,他一直企图迫使中国在这些议题上屈从美国的意图。实际上,在特朗普执政前后对华态度变化中出现的“错位”现象,就已经清晰地表现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即在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突出中美经济摩擦,并争取按美国意图、以对美国最有利的方式予以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强烈个人色彩,在首先表现于经济议题更加突出,甚至占据首要地位的同时,还将表现于特朗普处理这些议题的方式和策略。特朗普是一个精明的成功大商人,现在成为美国总统,其商人理念、思维方式和成功经验等,必然在包括对华政策的各项政策的制订与推行中有充分的表现。首先,特朗普一参加竞选就提出了“让美国重新伟大”和“美国优先”的口号,而在其胜选和执政后,这两个口号成为了他执政的总目标和总方针,肯定将坚持执行,成为其各项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基础、出发点和指导原则。其次,特朗普具有根深蒂固的“一切皆可交易”的商人理念,将在其执政中,特别是处理相关国际摩擦中,得到充分表现,成为一个基本方式,即通过“交易”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结果。在处理中美相关摩擦时已有尝试,试图以美国奉行一中政策,与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让步”做“交易”。虽然不成功,但肯定会继续尝试。第三,特朗普集冒险性、投机性与务实性于一身;重视具体利益,且精于算计具体利益。这些特点在其制定和推行包括对华政策的各项政策时,都会有充分表现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现在,特朗普正处于由一个精明的成功大商人,向合格的美国总统的转变之中,转变能否成功还很不确定。但无论转变是否成功,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都必将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正是特朗普极为鲜明、独特的个人特质决定的。
  2、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将持续保持总体相对稳定,但仍然摩擦不断,特别是经济摩擦加剧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能否将经济摩擦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将成为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相对稳定的关键因素。

  如前所述,特朗普执政前后对华态度迅速、明显地改变,导致了中美关系迅速、明显的变化,由人们担心的紧张和可能发生严重对抗,转变为明显的向稳、向好。这预示着,在特朗普执政的未来时期,中美关系将可持续保持总体相对稳定。由此,不仅在特朗普胜选后曾短暂出现的对于未来时期中美关系的严重忧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而且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积累的,对于中美关系前景的严重忧虑,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

  同样如前所述,在特执政前后对中国迅速、明显的变化中,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而这一“错位”现象的出现预示了,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相对稳定的同时,中美之间将继续存在大量摩擦,首先是大量经济摩擦。可以说,中美关系基本保持着合作——竞争的基本属性。但更须重视的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合作——竞争关系,并不是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执政时中美关系的简单再现。其具体内涵已有重大改变,甚至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变化。对此,本文前已有所论述,不再赘述。但必须强调的是,中美经济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中美经济摩擦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摩擦,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变化,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而又深刻的重大影响。可以预料,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经济摩擦数量将明显增多。但更重要的是,对中美关系全域的不利影响也会明显增大。冷战结束以来,中美经济摩擦明显增多,但对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始终受限于中美政治、战略关系,没有产生全局性不利影响。但特朗普执政后,必须高度重视中美经济摩擦,可能对中美全局产生的严重不利影响。关键在于中美经济摩擦不突破可管控的底线。特朗普因其自身的冒险性、投机性,特别是受相关幕僚诱导做出误判,突破可管控底线的风险很可能成为现实。对此须有足够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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