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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美的伟大斗争不可避免

http://www.CRNTT.com   2022-02-02 00:03:22

美国对中国的“接触主义”具有分化中苏关系和引导中国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导致了苏联陷入危机和解体；但后者并不顺利，遭遇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的严格警惕和阻断。美国显然过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响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开启访华破冰之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存在接触和对抗的二元性和关系波动性。中国领导层从未放弃对自身文化与政治道路的坚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中方赫然写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表明中美关系必须经受“压迫-反抗”的斗争和历史考验，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世界体系理论，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苏被作为超级大国和冷战霸权对待，其他发达国家处于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国确认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做国际正义事业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改革开放并没有真正改变“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而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之国家精神标志的八二宪法，也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稳定之锚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彭真等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说明中均明确坚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风波是重大政治考验，是“接触主义”的一个特定政治后果，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历史性失败风潮的波及，是大气候与小气候的交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因此而失败或解体，反而更加坚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坚信祇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去，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国对中国推行的长期“东方民主化”战略以及作为其变种的“接触主义”，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面临根本性的政治失败和意义挫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可能造成“资本家”的主权和专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种想象中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单纯成为美国资本和优势技术的长期“血汗工厂”和剥削对象，沦为资本世界产业链上的“经济殖民地”。有两个关键性事件刺激美国作出了改变“接触主义”的战略决策：其一，十九大报告及其党的全面领导、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提出，美国看到了一个意志饱满、斗争坚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体系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的历史演变与西方民主道路及对美依附性严格不相关；其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主权”的崛起和挑战，对美国稳固的技术霸权和专利“红利”造成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安全网络和监控体系构成刺穿和压制的压力。但美国打压华为的国家级行动并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国正当维权的阶段性胜利告终。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经济体系博弈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的统治精英产生了所谓“战略警醒”甚至“中国恐惧”，中国威胁论近些年在美国已无需事实论证即可成为国会立法、媒体论辩与社会商谈的“默认”前提。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铁幕演说”宣布了“接触主义”的历史死刑，“遏制主义”成为新战略，中美新冷战启幕，且并不以总统换届和拜登主义政策的某些调整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或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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