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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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