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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者的反思和不安

http://www.CRNTT.com   2010-12-13 13:42:26

现在很多的批评家，都是抱着先把“老头子”搞倒再说的心思，很少会过虑“老头子”倒了后，或许中国会比现在更糟糕。民主、选举、法治不是自然而来，也不是念咒语，一念就灵的，在理论上来说，就是如何从一个过渡型国家转型到现代国家。  　　五，动乱  　　“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着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  　　请允许我抄多点西医的。塞缪尔.P.亨廷顿教授1968年出版的巨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变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例如在66个国家中，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和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关联度是— 0.84。相比之下，在70个国家，小学入学率的变化和政治动乱之间的相关度为0.61。老百姓受到启蒙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频繁”。（拿泰国，韩国的例子说），“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疏离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疏离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在筹划政变，疏离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的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  　　此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过快，经济发展迅速与政治动乱，都是相关的。虽然关系复杂，但是有一点，经济迅速发展后，有一批新潮人物要参政，“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会产生动乱”。  　　开个玩笑，丁磊、王石、马云这类新潮人，虽然现在政府对他们尊若上宾，但是，他们受到的钳制也不少，其器量、其能力、其抱负，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所能满足。一旦有机会，也会起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虽然执政党的三个代表缓和了矛盾，然而，根本尚在。虽然，社会动荡不是他们的目前利益所在，但是，如同刘邦兄弟做生意，一旦时机来临，比起天下这大生意，万科、淘宝又算得了什么？那个把石头公司扔掉的万总，不会没有后来者吧？    　　社会底层，现在大家都觉得社会向上流动的障碍或许已经低于科举时代，爸爸是李刚的不光在基层。郁郁涧底松，里里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毋庸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些枭雄或者民间，或者军队，偶尔露峥嵘，总归要出头。然而，他们的出头（参政）之路不是那么容易。我说的参政，是要进入各地政治核心层，而不是举手的人大，鼓掌的政协。一旦有机会，彼可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群起参政，又无合法制度渠道！  　　“不平等和腐败。经济发展导致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国人本来就不患寡而患不均。仇富状况在富二代等符号下不见好转。于此可以等量齐观或者超越的只有仇官。按照亨廷顿的观点，腐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严重起来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观念改变，以前不觉腐败的事情，随着新的观念进入，就变成腐化。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如现在的土地出让寻租，网络监管寻租等，亨氏观点，“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对于后者的理解在中国无疑可以直接指向高干子弟和官商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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