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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不了香港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8-16 14:45:56

陈冠中：简单地说，我的知识结构是有几派影响：一是欧美的思维，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包括欧洲电影的影响；另外是稍微“后”一点的，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跟后现代理论；另外一块，就是台湾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思想，包括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论说，还有张爱玲和余光中、白先勇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年之后才在大陆出版，还算台湾的东西，那些在我大学时候有影响。 　　学科上，我大学是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开始接触到这些学科。但真的好好读书主要是1974年去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了15个月，那15个月虽然是学新闻，但专业很快就通过了，然后就去旁听很多课。当时，波士顿大学有很多著名学者在，比如英国的吉登斯，我去上过他的课。 　　那个时候就对思想包括理论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1980年代我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转出来以后，就看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论或社群主义的辩论，香港当时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好像都解释不了香港这个蓬勃的文化、经济体，这些理论好像都要拆散使用，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能把所有东西进行解释，要去找另外一种经济学，要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上就是要对抗我们香港1980年代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以，只能找到凯恩斯的东西。 　　但是一到了中国大陆之后，有两大块知识需要补回来才能追得上，一个是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历史，大家很多谈话都是关于这些东西的，比如现在谈什么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对“文革”和“大饥荒”的评价等。共和国和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作为左派学生，在外面其实也知道一些，但是到了这边才知道真的是纸上谈兵，还差一大截。 　　另外，进到大陆来之后，很多大议题必须要谈到国家、民族，包括国家的走向、少数民族的问题等，这些恰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好还是自由主义派也好都相当不足的，他们没有准备好用一个更恰当的话语体系谈国家和民族问题。比如，自由主义只谈政治制度，有时候认为民族等好像是自然会解决的问题，不是讨论的起点。 　　当然，国外的新左派基本上是国际主义者，进了中国大陆后才知道大陆的新左派不是国际主义者，更像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潜伏的国家主义者。在国外，国家主义绝对不是新左派会支持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大陆可不太一样。中国大陆的新左派用了很多西方后殖民的理论跟后现代理论，而这块我是很熟的。但只是走了一半，他们就不走了，把西方的理论去掉，把欧洲中心的族群中心理论去掉，把东方主义弄掉之后，就不再往前推一步了，反而开始建构中国中心的新族群中心主义理论、中国式的”西方主义”。 　　中国的内部殖民怎么样？中国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之后，是不是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国中心主义、另外一套族群主义出来？把西方简化地论述出来，却走到这一步就不往下走了。 　　所以我现在最理解或最关注的，其实是新左派。我关注的还不是原教旨的毛派，因为跟毛派讨论要谈很多历史，包括“文革”等很多东西，我虽然后来在这些方面补回来不少，但这方面不是我的专长。我最熟悉的，就是新左派整个是怎么成形的、到了中国大陆怎样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我也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派怎么回事，比如自由派很多人会支持小布什打伊拉克战争，这个也让我很震惊。我认为自己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想不到竟然有自由派支持美国人去打伊拉克。我是从打越战开始就反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人，现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比较赞成的是维权。 　　我现在主要是调整自己的思想，想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比如一个西方新左派的过来人，现在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他怎么看中国整个新的左翼的路子。我相信要分出一种新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自由主义也有很多种。这种新的或真正的新左派跟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呈现另外一种阵营，如果有这个阵营，我当然会比较有兴趣跟他们来讨论问题。有些学者或评论家好像现在开始慢慢有点这种倾向，比如说秦辉教授不用那么多西方理论，他是很独到的、很原创的、很聪明的，自己能创造很多东西出来。我则是比较喜欢通过理论来论述新左派和左翼自由主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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