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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现场：汪爷爷与青年精彩对答 倾囊相授

http://www.CRNTT.com   2017-12-09 00:12:52

外交学院《外交人》报纸李丹琦提问（中评社　徐梦溪摄）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知青岁月离我们这一代比较遥远，但又令我们充满好奇，想请教在您的知青岁月中有什么难忘的人和事，以及这些故事对您之后生活、事业的影响？ 　　汪毅夫：我插队有完完整整的六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后来有很多怀念知青岁月的文学作品，让我掉泪、感慨。 　　知青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痛苦的，就是失学的痛苦。我念初三的时候被学校选中，告诉我们在高二就可以考大学，我们就开始学习高中的课程，那时候我一心一意就是上北大，非北大不上，但到后来发展为只要有大学上就好。 　　1966年夏天，我们还在复习功课，突然间宣布高考推后，紧接着又宣布所有学生停课闹革命，最开始积极备考的学生们还很高兴，把书一扔。没想到灾难就来了。 　　后来在农村的时候，有个人看到我说：“你这买看书，我们家里有四本砖头一样厚的书，我借给你看”。我当时就很期待，他说明天带来。但我否决了，说：“不，我现在就去取”。这是四大本和砖头一样厚的《毛泽东选集》，我天天读，夜夜读。当时还有个老师买了很多书，后来这些书被我买下来了，我从这批书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道路。 　　失学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后来我回城当邮递员，分管着几个街道的工作，我每次送信要经过一个大斜坡，斜坡底下就是厦门八中的大操场，每一次我都要停下来，看着那个操场。 　　知青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教会我宠辱不惊。我还是要说，极端化的政治或是政治的极端化对民生的伤害非常大。 　　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媒体记者和台湾朋友都有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说，老师有两类，一类是整天骂学生的，一类是从来不骂学生。我的看法就是年轻人会成长，我年轻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也看到我的同学们做过一些错事，但他们成长以后也认识到自己不的错误。 　　但有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明白，读书的孩子就是要多读书，不要管太多的政治，我们要敢于对政治极端化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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