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新时代两岸政治协商：必要性基础、目标进程和推进对策” 作者：吴凤娇（漳州），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翁明源（成都），四川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博士／讲师、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两岸政治协商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政策主张，在增强统一动力、厚植统一民意、构建统一话语权、形成统一路径上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应恪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和反对“台独”的前提基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循序渐进、平等协商和合情合理的安排等总体原则。近中期阶段，应致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中远期阶段，则以探索幷形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主要目标。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动态
（一）问题缘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与台湾各界开展协商谈判，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的郑重倡议，①首次明确应通过政治协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为务实推动两岸政治协商提供了新路径。2022年8月，《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灵活多样。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我们也愿意继续推动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的代表性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共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计”，②将两岸政治协商的目标指向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上升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幷提出了有步骤、分阶段的实施部署。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③直面国家和平统一对两岸政治协商的具体方式、基本原则和协商对象等做出了系统性安排。为此，探索构建两岸政治协商的理论根基，务实研究两岸政治协商的必要性基础、目标进程和推进对策，是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一项重大命题。
（二）研究动态
两岸协商谈判作为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以来，伴随着两岸各层级各领域对话协商活动的开展，学术界聚焦两岸协商谈判的历史进程、基本内涵、意义功能和路径步骤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如张春英最早梳理总结两岸协商历程，将其划分为试探性间接秘密接触到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再到海峡两岸各党派参加谈判等阶段。④刘国深认为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是指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授权的代表性人士，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政治性议题展幵的对话、磋商，乃至政治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展开的讨论过程。⑤倪永杰指出开展两岸民主协商具有丰富、完善“一国两制”理论、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战略意义。⑥季烨认为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过程中，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平等协商，必须充分考虑两岸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两岸诉求重心的差异性，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⑦王英津则强调两岸协商谈判应遵循“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政治对话与协商-政治谈判”路径步骤推进。⑧上述丰硕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两岸协商谈判的历程回顾、功能意义和作用机制等宏观层面，对于两岸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实施进路等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立足当前岛内政局变化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冀望建构两岸政治协商的完整理论体系，具体探讨两岸政治协商的必要性基础、总体原则和阶段安排，幷针对性提出两岸政治协商的推进对策。
二、两岸政治协商的发展溯源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幷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⑨首次提出了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张。随着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两岸广泛开展各界对话协商，协商模式由早期的间接性秘密接触逐步发展为半官方商谈再到制度性协商，商谈内容也由救急救难等事务向经济、民生等领域拓展，甚至涉及了部分敏感的政治议题。
两岸协商谈判最早始于1986年的华航货机事件，中国民航与台湾华航直接商谈幷成功达成协议，打破了两岸近40年的隔绝。1990年11月，为应对“闽平渔”事件，两岸红十字会组织又在金门签署了关涉海上遣返的“金门协议”。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频繁深入，两岸先后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海基会和海协会，幷于1992年达成了以“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为主要意涵、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了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得益于此，1993年和1998年的两次“汪辜会谈”顺利举行，幷分别取得了四项协议和四项共识的丰硕成果。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公开宣称两岸是“一边一国”关系，两岸关系停滞不前。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通过政党交流的形式开展两岸沟通对话。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受邀访问大陆，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谈，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表明了两党共同“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的主张，有效缓和了台海紧张局势。此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后邀请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大陆，幷就恢复和平谈判、建立和平架构等方面达成政党共识。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重新确认了“九二共识”，两岸协商谈判趋向常态化、机制化，构建了以两岸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主体的制度化协商模式，幷先后签署包括ECFA在内的23项协议、达成3项共识和3项共同意见。2014年，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负责人王郁琦在南京正式会面，建立了两岸事务主管机关间的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晤，实现了两岸领导人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两岸协商谈判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在经济、社会、司法等领域构建了涵盖政党、民间团体、官方机构等在内的多层级、多面向、多渠道幷行的制度化、规范化体系，有效保障了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和平稳定大局，为新时代两岸政治协商累积了经验共识、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然而，2016年以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蓄意推行“抗中、阻融、固独”的政治路线，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之间的政策性对话完全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也被迫停摆，两岸关系陷入严重对抗对立的紧张态势。两岸亟待探索新的政治协商方式、建立新的协商主体、构建多元化协商机制，以推动两岸经济、社会、人文往来乃至政治、对外关系及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协商对话，从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
三、两岸政治协商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建构
（一）基本内涵
两岸政治协商是在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因应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趋势大潮流，解决两岸政治分歧、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而产生的必要政治诉求。
所谓协商是指“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共同商量”，而政治协商则是一个囊括了政治沟通、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的集合概念，其核心在于参与主体就某一政治议题表达看法、交换意见，如果可能的话达成一致。另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政治协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以及其他重要事项开展的协商”。⑩
两岸政治协商在性质上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范畴，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商，但也不能简单认为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沟通商议，而是“中国主体同其尚待统一的特殊地区”之间的协商。因此，从政治协商的本质内涵出发，加之两岸政治定位的特殊性，本研究将两岸政治协商定义为：大陆公权力部门或其授权的代表性人士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就两岸同胞福祉和民族未来等两岸之间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重大议题所开展的沟通、对话、商议和谈判。
（二）理论建构
作为一个集合政治概念，对两岸政治协商的理论采撷应从国家统一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交往理论等出发，是上述理论在两岸关系时空背景下的有机结合。
首先，从国家统一理论来看，两岸政治协商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必由之路。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也处于新的重要历史关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最佳方式。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要同台湾各界特别是台湾当局进行政治协商，就统一的过程、方式乃至统一后两岸之间的政治安排进行充分协商。
其次，从协商民主理论来看，两岸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成果经验在解决两岸政治分歧上的创造性应用。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面对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本着避免两岸兵戎相见、造福两岸民众根本福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主张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实现和平统一。
最后，从交往理论来看，两岸政治协商就是通过两岸之间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而达成关于政治议题的共识。交往比隔绝更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在“两岸同属一中”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之下，两岸之间只要沟通协商，就会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就有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和平发展，最终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因此，无论当前两岸关系是何种状态，必须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这是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弥合两岸政治分歧的必然选择。
四、两岸政治协商的前提基础与总体原则
（一）前提基础
两岸政治协商的目的是解决当前两岸政治分歧，推动国家完全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两岸政治协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和探索，但仍必须坚守前提底线，不能在促进统一的过程中落入“分裂”陷阱，更不能以促统之名行“谋独”之实，不仅要反对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所提的“先独再统”的所谓“两阶段统一论”；而且要反对民进党当局及个别国民党人士所言的两岸商谈“不设前提”、两岸当局要“完全对等”等无理要求。质言之，两岸政治协商应恪守以下前提基础：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政治协商的首要基础。两会协商机制建立伊始，双方就曾围绕一个中国原则问题进行过激烈博弈，幷最终达成了“九二共识”，其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其中“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即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⑪
两岸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过程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两岸关系改善、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两岸政治协商的重要前提基础。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事实上的分离主义思想，绝不能参与到两岸政治协商当中。
2.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作为“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之一，“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常常被台湾各方所忽视。两岸政治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共同商量”的基本属性。这个一致意见就是国家统一，两岸政治协商的根本目标就是国家统一。在这个根本目标下台海和平、台湾民众的福祉甚至台湾个别政治组织或个人的政治利益等可以务实谋划，但是小目标要服从于大目标，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南辕北辙。这就框定了两岸政治协商的讨论主题、阶段性成果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的国家统一，规定了两岸政治协商的开展方式本身不能对国家统一形成阻碍。
3.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台独”是开展两岸政治协商的应有之义。无论是两岸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还是协商内容和协商形式，都应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台独”。首先，参与主体必须坚持反对“台独”。虽然总书记倡议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来参与政治协商，但是对于顽固奉行“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不仅不能与其开展政治协商，还要坚决反对、严厉打击。其次，协商内容要体现反对“台独”。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实现国家统一，无论是保障台湾民众享有何种程度的自治权利，基本前提就是要反对“台独”。这不仅要写进两岸政治协商的文本当中，也要在未来统一之后台湾地区适用的法律规定中有明确体现。第三，协商形式要避免落入“台独”陷阱。具体来讲就是协商各方要有合适的身份和组织。协商之初可以以中性或非官方的身份开展，以民间组织形式参与；协商深入之后可以对台湾市县级以下的官方身份予以认可，同时以半官方组织参与；而进入到最后阶段，台湾方面可以以前期协商达成的共识以可适用于统一后的职务身份开展协商。
（二）总体原则
两岸政治协商是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指导下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手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必须要遵循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平等协商、合情合理的安排等总体原则。
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台湾同胞是14亿中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两岸政治协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方面，要从两岸同胞的切身福祉出发，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手段创造台海和平，达成最有利于两岸民众利益的统一方式及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协商谈判的好处所在，用渴望和平希望交流的台湾主流民意推动台湾各政治势力参与两岸政治协商，广邀各界别、各党派、各种政治主张的台湾民众以组织或个人的民意参与两岸政治协商。
二是循序渐进。两岸政治协商不能一蹴而就，而应秉持系统思维，循序渐进地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展，对于两岸众多的政治难题要根据难易程度、重要程度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设计解决顺序，逐步破解两岸政治分歧，有条不紊地协调处理各方的利益矛盾和顾虑。初步概估，两岸政治协商应当按照“初步接触—程序拟定—当前现状的定位—政治分歧的破解—国家统一的方式—统一后的制度安排”的顺序阶梯式开展。
三是平等协商。从国际社会现实和两岸发展现况的角度看，两岸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在两岸协商谈判中，台湾方面格外强调“对等”“尊严”，唯恐被“矮化”。而大陆方面则充分考虑到台湾方面的顾虑和诉求，将平等作为两岸协商谈判的基本原则，幷贯穿于两岸协商谈判的实践中，充分体现在历次协商谈判的主体身份、具体过程和协议文本中。平等协商表明各协商主体在表达意见时拥有公平机会、相同权利、受到相等尊重，充分表达政治诉求。但值得警惕的是，平等不同于对等，如果妄图将“对等政治实体”“一国两府”等纳入平等协商的范畴，无疑走入死胡同。
四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合情合理的安排在大陆推动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⑫所谓“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⑬在合情合理的安排下，两岸从符合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出发签署了20余项协议，切实照顾了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福祉。在两岸政治协商过程中，也应奉行合情合理的安排，既要坚守法理的底线，也要充分考虑两岸关系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台湾岛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大陆的对台政策主张尽可能地被台湾民众所了解、理解和接受。⑭
五、两岸政治协商的目标进程与推进政策
两岸政治协商的根本目标自然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适时择机就协商目标、协商进程和协商内容进行有步骤、分阶段的科学、灵活安排。
（一）目标进程
一是近中期阶段，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为目标。在此目标之下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协商：
首先，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台湾问题的产生是国共内战的延续，从法理上来看，自1946年内战爆发以来，两岸尚未签署停战协议或和平协议，即当前两岸仍处于战争状态或敌对状态。而随着民进党的长期执政，本已缓和的两岸敌对状态在其刻意操弄下进一步加剧。无疑，无论是法理上的战争状态还是现实中的敌对状态都严重制约了两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是两岸政治协商首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要明确两岸政治定位。两岸之间存在许多政治分歧，而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两岸的政治定位。这直接决定了当前两岸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两岸政治协商的基本点。毫无疑问，台湾与大陆是同属一个中国的关系。但是具体的关系定位又有多种主张：大陆方面一度将台湾定位为中国的一个省，其后邓小平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成为“一国两制”设想的主要对象。而台湾方面，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都将台湾和大陆视作“中华民国”内部的两个地区。有鉴于此，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两岸政治定位需要双方通过协商谈判继而达成共识。
其三，要构建两岸政治协商机制。两岸政治协商是一个需要不断交流逐渐达成共识幷解决现实难题的过程。为了预防因政局变动或外部势力干扰而带来的政治协商进程的被迫中断，为了应对两岸政治协商进程可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有必要先就两岸政治协商的程序、方式、基本要件等进行规范化、制度化。为此，应当由两岸各自授权的半官方机构、公权力机构等为主导，吸纳两岸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政党和各界别代表性人士等广泛参与，优先开展两岸政治协商的程序性商谈，着重解决正式谈判的名义、议题、方式等问题，构建两岸政治协商机制，为开启正式政治谈判做准备。⑮
二是中远期阶段，以探索幷形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主要目标。在此目标之下，重点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要协商国家统一的实现形式。进入正式协商谈判阶段，主要涉及两大重要议题：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以及统一之后的两岸关系安排。关于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包括：一是以什么样的组织，是两岸当局共同出面还是继续藉助两岸“两会”亦或是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统一筹备委员会”来负责国家统一有关工作的组织准备和实际操作；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协商达成的协议由全国人大通过还是需要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共同通过才能得以见效；三是有什么必要的步骤，如是否需要民众“公投”，是否需要设立新的总管两岸的宪法或者新设立台湾地区的宪治性的“基本法”，是否需要派驻大陆人员指导协助统一过程的推进等。
其二，要制定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两岸政治协商最重要也可能是最艰难的议题就是关于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尽管历届中共领导人都表达过在统一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有关意涵，甚至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还提出过“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台湾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外国人在台投资”等都可以不变的说法。但是基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状，统一后的台湾地区执政机构如何产生和权力管辖、两岸间的经贸关系及人员往来、两岸司法裁决的权力设置和相互关系、岛内“台独”顽固分子如何处理、美日等外部势力在台人员组织如何安排等等，仍然需要充分讨论、相互协商，进而作出合理安排。
（二）推进对策
尽管两岸力量对比持续呈现“我强台弱”与“我兴台衰”态势，有利于推进两岸政治协商开展。但受岛内政治结构与政局变化、“台独”分裂势力坐大、美日等深度介入台海等因素交织叠加影响，推进两岸政治协商仍面临协商机制中断、经济纽带阻断和两岸民意隔阂等多种掣肘。为此，建议对策如下：
一是破除政治壁垒，建立政治互信。2016年以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已有的协商沟通机制全面被迫中断，两岸双方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在202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自诩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当选，未来毫无疑问将会变本加厉推动“台独”路线，全面抵制两岸政治协商。虽然国民党成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且韩国瑜也顺利当选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但在“反独不统”的“实质独台”主导思想下，尽管主张幷会推动两岸民生领域的对话协商和交流合作，但在绿营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对敏感的两岸政治议题也不会公开支持与配合。由此，可借鉴两岸协商谈判的已有成功经验，按照先易后难、先民间后官方、先低敏感后高敏感的思路，应着重推动两岸各界的民主协商，优先协商事务性问题，如可先就双方民众都迫切关心且紧密相关的人员往来、财产安全、利益保障等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而将难以解决的根本性政治分歧放到最后阶段。如此一来，通过政治协商，重新构建双方之间的沟通机制和管道，幷在协商过程中切实引导更多台湾民众认识到协商谈判才是符合台湾根本利益的，“台独”和所谓“维持现状”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逐渐壮大赞同和支持两岸政治协商的政治根基，建立政治互信。
二是壮大经济实力，强化利益动能。近年来，受国际经济低迷、世纪疫情的冲击以及中美博弈加剧的影响，两岸各自经济发展和经济链接受到巨大挑战，由经济链接带来的政治缓冲以及推动两岸交流协商的利益动能严重受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当前，大陆正处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现代经济体系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构建。在壮大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应积极探索两岸经济融合的新动能，扩展两岸经济融合的新空间，支持台资企业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强化两岸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互嵌互融新模式。同时，充分发挥大陆毗邻东盟的地缘优势，在携手共拓“一带一路”市场的同时，鼓励台企与大陆企业共同开发RCEP新市场,构建合作新格局，从而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收益的持续提升。通过进一步强化两岸经济链接，拓展经济合作的受益面，使两岸经济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两岸普通民众，从而为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柱。
三是提高军事实力，构筑军力保障。要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必须要做好军力保障，恰恰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才给风高浪急的台海局势带来了现在依旧和平的局面。历史经验也证明，强大军事实力是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坚实后盾，是大陆意欲通过两岸政治协商争取和平统一前景的底气所在。未来，可采取“纳米级切香肠”的方式，通过常态化的台岛周边军事行动打破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主权幻想”。不断增加军事行动的参与数量、开展频率，缩小与台湾岛之间距离，逐渐在台湾岛周边构筑起攻防兼备、机动灵活、时刻能战的战备体系，切实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
四是厚植两岸民意，深化融合发展。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两岸政治协商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两岸民意的支持。然而，受台湾当局长期“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岛内社会政治结构已转化为“绿强蓝弱”与“绿大蓝小”，倾向“独立”已经成为岛内部分民众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台湾部分民众对两岸政治协商存在质疑，就连部分大陆民众也对通过政治协商等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两岸政治协商进行。为此，应践行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主轴，落实落细“31条”“26条”“42条”“11条”等各项惠台利民政策，吸引更多的台胞台青来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创业，在实现其个人发展的同时，使其近距离、直观地体悟到大陆崛起的客观事实，全面客观、真实理性地瞭解祖国的历史文化，瞭解大陆对台的政策方针，潜移默化地帮助台胞台青改变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所误导形成的国家民族错误认同，使更多的台胞台青逐步回归到国家民族认同的正确轨道上来，弥合由民进党操弄的两岸民意对立和分歧。同时，还应讲好和平统一的故事，配合推出一批让台湾民众“看得到、吃得到”的政策红利，加大力度宣传和平统一的好处、善处和益处，夯实通过两岸政治协商实现和平统一的民心民意。
五是推进特色大国外交，摒除外部干扰。两岸政治协商有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本应受到美日等国际社会支持。然而，由于美国确立了以竞争为核心的对华战略，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采取一切方式、方法与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坚持打“台湾牌”，强化“以台遏华”战略，幕后深度介入台湾政局。可以说，外部因素尤其是美日两国将成为干扰两岸政治协商、干扰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最大外部破坏力量。为此，应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成果惠及周边乃至世界，为推动两岸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针锋相对回击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针对侵犯国家主权、损害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安全的个别国家、组织和个人要制定适切的应对措施，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谋发展，必要时候以强力手段强化对对手的有效震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美贸易关系新形势下两岸先进制造业价值链治理研究”（19XJL008）。
注释：
①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④张春英：《中共关于海峡两岸谈判思路及政策发展演变的轨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⑤刘国深：《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的问题与难点》，《台湾研究》，2014年第1期。
⑥倪永杰:《关于“两制”台湾方案与两岸民主协商的若干思考》，《台海研究》，2019年第4期。
⑦⑬季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性安排的经验考察》,《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4期。
⑧⑮王英津:《新时代推进两岸协商谈判的路径思考》,《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
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⑩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新华网，2022年6月20日，访问时间:2023-8-10，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06/20/c_1128759590.html。
⑪求是网：《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2021年11月16日，访问时间:2023-8-10，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11/16/c_1128068920.htm。
⑫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访问时间:2023-8-1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09/c1001-19529890.html。
⑭唐树备:《两岸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的冲突和建立两岸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的前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北京台研论坛：第1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4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