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合影
吴志良
中评社香港12月16日电/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中评智库基金会不久前在澳门举办座谈会，邀请前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与前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暨澳门学者同盟大会主席骆伟建、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澳门大学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蒋朝阳、澳门理工《世界博彩与旅游研究》主编暨亚太博彩研究学会会长曾忠禄、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自松与会。座谈会由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吴志良和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王平主持。与会者围绕澳门回归25周年的成绩与经验、发展前景与努力方向，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出发，各自给出了精辟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以《澳门回归25周年 回顾与展望》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吴志良：开场白
感谢大家拨冗参加今天的思想者论坛，也感谢中国评论来澳门合办。大家都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也有自己的基本判断。
澳门回归25周年，从历史上来看，绝对是澳门历史上最辉煌的25年。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澳门回归25年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一国两制”的实践都是成功的。
第三个判断， “一国两制”是为统一台湾提出来的，率先在港澳实践。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成功，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题材。因为“一国两制”在政治上是重大的突破，对国家治理、全球治理都可以带来启迪，所以“一国两制”也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澳门回归马上就要25周年，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把我们成功的原因讲明白，把“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的成功讲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时，藉我们对成绩的总结，也看看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怎么来解决。结合25周年来的实践，同时也可以结合新特首提出的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政纲，来对澳门的未来进行一个展望。
很难得有中国评论提供的这个思想者论坛平台，让我们对澳门回归25周年进行集中、全面的回顾与展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报导，都是从一个侧面讲，所以今天就请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今天的主题是回顾和展望，第一个就是要讲透成绩，第二个把未来该做的工作做实。因为我们“一国两制”不仅是讲给人家听，更要做给大众包括我们自己看。能把老百姓关心、感觉到的事情做实了，中国故事才能讲得更精彩。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骆伟建：三大阶段的中心任务经过实践基本完成
我主要是围绕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以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践，做一个回顾和展望。
首先，回顾“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践，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纵向的角度做一个评估。从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之后，实际上我们大概经历了三个“一国两制”的实践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中心任务。这些中心任务经过实践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大概是这么划分的。
第一，“一国两制”实践的第一个阶段，它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确保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保证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实际上做了几件非常有影响的工作。
第一件工作是制定瞭解决港澳问题、包括澳门问题的12条的基本方针政策，而这个方针政策是将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具体化。我们正是运用了对港澳的基本方针政策与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达成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明确了1999年12月20号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说明“一国两制”是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的。
第二件工作就是制定了《基本法》，也就是把构想和政策变成了法律，用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应该讲，经过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基本法》是反映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原则，也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能够用法治的方式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所以，第二件工作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件工作就是在《基本法》制定之后，如何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将原有的澳门的制度法律与《基本法》衔接，从而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实际上就是一个直通车：你在事先做好衔接了，那么到了1999年12月20号，你就可以平稳过渡了。
在这个过程中，又抓住了当时澳门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一个就是法律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法律的清理、整理、完善问题，最后把它变成本地的法律，这样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能够经过审查，能够把它变成澳门特区的法律，这是一项工作。
法律本地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机关的本地化，就是法律人才，尤其是法官、检查官的本地化。这个工作确实比较艰难，因为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当时没有本地的法官、检察官。这批法官、检察官的本地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后来的依法施政、正确解释《澳门基本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公务员的本地化，这深刻影响到了回归之后。为什么澳门的管治队伍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澳这个原则，就与公务员本地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当年澳门的公务员特别是中高级的公务员，华人是少之又少，属于极个别的，高级的都是葡国派来的，中级的都是土生葡人。这种情况不适应回归。当时吴志良主席也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身在行政系统，对情况比较瞭解，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
第三个就是把中文变成法定化的语言，中文有正式效力。因为回归之后，澳门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使用中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过程要早点进入日程。
所以第一个阶段，从构想到方针、政策，到《基本法》，然后再到与《基本法》相衔接，这么几件工作做完以后，才有了1999年12月20号顺利的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的成立，真正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澳门居民，还是国际社会，都是充分肯定的。这也说明，“一国两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重要的任务就是证明为什么澳门同胞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因为“一国两制”有一个承诺，就是回归之后澳门的社会能够保持稳定，澳门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变，生活水准应该比过去有更好的提升，这是澳门同胞接受“一国两制”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邓小平先生讲的，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定要照顾到港澳同胞的利益。
港澳同胞的利益在哪里？主要就在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生活水平。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看，我觉得我们第二阶段这两个目标也基本实现了。
首先我们看前面讲的两个词，其中一个是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它不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它是一个澳门社会实实在在产生过的问题。
在回归之前到之初，确实澳门社会治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当时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的座驾都被炸弹炸到天上去了。
当时可以说人心惶惶，如果这个社会都不稳定，它何来经济发展、安居乐业？做不到的。所以特区政府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扭转治安不靖的这么一个状况。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和特区政府的努力下，很快扭转了这个局面，使得澳门社会能够稳定下来；而且这种稳定性保持到至今，所以才有了我们澳门现在的世界度假旅游休闲中心。因为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你不安全谁还敢来？人家来不是来送命的，也不是来送被抢劫的，是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一国两制”是可以做到“稳定”的。
第二个就是关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在实践上也证明了我们的“一国两制”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因为在回归前和回归初，印象记得在2003年之前，澳门的经济基本上处在下滑的阶段，失业率比较高，我们最高的时候失业率有百分之七点几。所以03年有些因为失业人而举行的一些游行示威，在那个时候还发生了警民之间的冲突。
澳门特区政府在解决了治安问题以后，就集中精力抓经济、抓民生，才有了我们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调整。抓住了澳门《基本法》118条的规定，要根据澳门的整体利益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谓旅游博彩业的开放。这一个政策的开放，加上我们中央政府当时政策的配合，最主要就是自由行，就这样一下子把澳门的经济搞活了。
所以澳门经济一路向前发展，到了2019年的时候，澳门的经济从各个方面，无论是经济的GDP，还是个人的收入，还是充分的就业，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名列前茅。这说明什么？说明“一国两制”给了我们澳门高度的自治权，可以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符合澳门实际的政策，推动了经济发展。
当然，另外也说明，澳门的经济发展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国家对它的支持，最早是CEPA，然后自由行，然后区域合作，然后给澳门不断地授权，还扩大了我们澳门行政管理的范围，这就为我们澳门的各方面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所以到目前为止，澳门特区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民生也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我个人认为第二阶段也是基本成功的。
第三个我觉得“一国两制”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深入并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新阶段是什么？我觉得在澳门回归之后已经实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这个优势什么？就是澳门必须要在融入国家的过程中间，它一方面得到国家后盾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必须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提供服务。只有这样，“一国两制”才能够既符合国家的利益，又符合我们特别行政区的利益。这个阶段目前已经在进行中，当然还要进一步发展。但是从初步的势头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澳门特区政府也好，我们澳门居民也好，大家都认同澳门一定要融入国家的发展，而不是跟国家保持隔绝的状态。而在融入过程中，澳门一定要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中央定位的联通世界。
我们讲的一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人心相通，在中国走向一带一路、与各国交往的过程中，发挥我们澳门历史上曾经把中西文化能够融会贯通的优势，积极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澳门的长项，我们还要进一步去做好这个事情。
还有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就是区域合作，所以我们澳门也必须在国家区域合作的战略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利用自身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提供服务。
从回顾的角度讲，这三个阶段的任务，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落实。
回归之后，我们澳门政府包括澳门同胞，跟中央政府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支持中央的一系列的决策，而且还采取很多办法去落实中央的规定，所以这个主权问题是得到落实的。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落实《基本法》23条，澳门要为维护国家安全，履行自行立法的宪制责任。
我们澳门在2009年已经完成了23条立法的工作，后来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在2023年又做过一次全面的系统的修改：无论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然后还有法律诉讼程序的修改等等，从各方面澳门对国家安全问题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配套。所以我认为，对国家安全方面的需求，也得到了落实。
从这样一些指标来看，我的结论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是得到成功的实践，而这个实践应该是有客观的数据支撑的，并不是我们主观的判断。
澳门回归25周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实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从25年庆祝之后，我们至少还有25年，需要持续改善。
庞川：高等教育发展是澳门回归25年最突出成就之一
我2001年到了澳门，基本上相当于全程参与了整个澳门回归以来的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澳门回归到现在，这25年对澳门的城市形象的改变来说，我想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回归以来澳门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一张闪亮的名片。
1999年的时候，澳门的在校生大概是7000多人，教职员工800多人。7000多的学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是远程的兼职的学生，真正的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特区政府没有公布资料，我估计大概也就最多一半左右。
那时候澳门最主要的大学就是澳门大学，1999年的时候澳门科技大学还没有成立。那么到现在我们看一看，规模上已经产生巨大变化——2023年澳门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已攀升至55,611人，其中硕士学位约占总学生数的34.92%，博士学位占总学生数的约9.2%。今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超过6万的本科、硕士、博士。
品质上，我们可以看到品质是越来越好。刚回归的时候我刚来，人家说你到哪去，我说公派我到澳门来，到我们科技大学来工作，他说澳门有大学吗？这就是普遍的别人的一个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的录取分数越来越高，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边不断取得成绩，在比赛当中取得成绩；还有到国外读研究生被录取的学校的情况——我们看到国际上很多的名校都会录取澳门的学生，每年都会有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等这样的名校录取澳门的大学生去读硕士读博士。
那么再看我们的世界大学的排名，澳门大学已经历史性地达到了全球前180位，澳门科技大学也在250~300位之间，这是泰晤士的大学排名。这也是25年前完全难以想像的一个事情。
谈到对于整个城市的影响，一个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 6万学生当中大概就1万多一点是本地生，超过4万的是非本地的——那么超过4万非本地的学生的家长放心把孩子送到一个以前被称为赌城、回归前打打杀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直都很安全，这本身就是对澳门治安和教育成就的证明。
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澳门的城市形象得到巨大的提升。我们未来的希望是，人家提到澳门，会说是一个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一个大学城。
从经济上的效益来说，我是商学院的教授，很多人不喜欢把高等教育跟经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极力把它跟经济联系在一起。不能在经济上面取得好的收益的话，它不可能可持续地发展。
6万多名大学生，他们在澳门读书的学费、生活费，以及其他相关的费用，对澳门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按每个学生每年在澳门居住200天来粗略估算，这相当于给澳门增加了1200万人天的游客量。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消费力量。
还有比如说我们解决就业，现在澳门的高校教学人员大概3000多，行政人员政府没有统计数据；按与教学人员1:1来估算，高等教育每年能提供6000个左右的优质就业机会。我想未来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特区政府对师生比改善的进一步要求，未来会给澳门创造更多的优质就业机会。
回归以来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的发展，究其原因是什么？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的，总结起来我们说是根植澳门、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根植澳门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要有澳门特色。这个大学如果是跟广州、珠海、北京的大学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要来？我学费要多交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来？那么我们说澳门的大学教育具有澳门独特的文化特色、独特的专业设置等等这样的一个特征。
背靠祖国，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成功因素。我们充分享受了“一国两制”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国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允许我们在内地招生，而且在本硕博以及在科研平台的设置、人才政策的鼓励、科研资金的资助等等各方面，逐步在往上推。包括我们吴主席一直推动的社科基金向港澳开放，现在也能做到了。这样一系列的政策，对澳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最大的支持，是最大的底气。
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国家科技部给澳门的。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吸引人才来了之后，就能创造更多的科研成果，有更高的科研地位，从而又能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现在澳门的几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水平，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所以背靠祖国是“一国两制”的国策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
面向世界。澳门的所有的大学一样，必须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也是澳门的优势。因为澳门在历史上就是中西文化荟萃、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所以在这块，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去把澳门的高等教育进一步地国际化。我们理应比内地的高校在国际化这块走得更前面，做得更好。
我觉得高等教育的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第一个是人才，第二个是资源。
人才方面，澳门跟香港比，各方面能够提供的条件也好、科研平台也好，还是不如香港的。
此次三中全会又对澳门提出了新要求，就是澳门要做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那么这一块澳门怎么做到？我们的大学在这里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块是值得我们深入去思考的。
还有投入的资源问题。我们看到澳门投入的资源是非常的低——疫情期间即使不太准或者被人为拔高了，其实也不多，因为GDP的分母下降了——它只占0.4%，用2019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只有0.29%。0.29%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非洲的安哥拉等等这样的国家的投入水平。澳门在教育科研投入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我想特区政府未来在这一块的投入的增加，会有力地推动我们的高校在科研在人才这方面的发展，所以我们也非常地期待。
曾忠禄：澳门博彩 肯定成绩 正视挑战
自2002年来到澳门，我就一直在研究博彩业，20多年了。我研究的重点是澳门博彩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及它未来的趋势，全球博彩业的发展状况及澳门博彩业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在回归后的25年，澳门博彩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99年，澳门回归的当年，澳门博彩收入仅仅是130亿澳门元；但到2023年，澳门博彩收入已达1830亿，是1999年的14倍，而今年的倍数应该还会上升。
博彩企业的投资增加了澳门对游客的吸引力。1999年，澳门的游客总数仅744万，而到2023年，游客总数已达2821万，是1999年的3.8倍。博彩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澳门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2002年，澳门人均月工资中位数是4672澳门元，而到2023年，该数字上升到17,500 澳门元。是2002年3.6倍。
澳门博彩业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然是“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一国”，澳门就得不到中央和内地的支持，博彩业就没有这么大的发展机会；如果没有“两制”，澳门的博彩业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以及相对独立的规管制度。
基于“一国两制”的基础，有两大事件为澳门博彩业成功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是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引进外资。赌权开放打破了澳门博彩业长期的垄断体制，为澳门博彩业带来了竞争，也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新的经营模式。
二是内地开放自由行。2003年以前，澳门的游客来源主要是香港。但是自2003年内地开放自由行以后，内地的游客快速增长，现在澳门游客的最大群体是内地游客。2023年，68%的游客来自内地。今年前9个月，内地游客比重为70%。
在肯定澳门博彩业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澳门博彩业现在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是相对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周边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澳门博彩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周边国家开放博彩业，对澳门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一个问题，澳门博彩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
澳门博彩业与国际上比较、跟周边国家比较的话，竞争力正在下降。例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尽管离澳门很远，但它在国际上吸引高端客人方面，仍然跟澳门形成竞争。疫情以后，拉斯维加斯博彩收入迅速恢复并快速增长，但澳门恢复缓慢，原来的相对领先优势正迅速下降。2019年，澳门的博彩收入是拉斯维加斯的5.5倍；而2024年前7个月，澳门的博彩收入下降为拉斯维加斯的3.3倍。
周边国家的博彩业对澳门的竞争更加直接。疫情后周边国家博彩业迅速恢复，相对澳门，竞争能力不断加强。2019年，澳门赌场博彩收入是新加坡的11倍，而2024年前6个月，该比重下降到7.2倍。
在亚洲博彩业发展得最快的是菲律宾，比新加坡还发展快。2019年，澳门的博彩收入是菲律宾的7.4倍，2024年上半年，下降到只是菲律宾的4.7倍。
韩国的博彩收入2023年已接近2019年水平，今年有望超过2019年。
除了现有的竞争，未来几年澳门周边可能还有更具竞争力的竞争对手出现，对澳门形成更大的冲击。
一是美高梅正在日本建造赌场度假村，估计在2029年至2030年开幕。日本的赌场度假村开幕，可能会导致澳门流失内地上海以北的大量客源，因为这些地方飞日本比飞澳门更近。二是泰国也正在落实赌场合法化的过程中。泰国计划兴建7个赌场度假村。如果一切顺利，泰国最早可能在2029年就会有赌场度假村开业。泰国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泰国赌场度假村开业，对澳门的冲击可能会比日本的冲击更大。
而澳门，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以及现有的博彩法律限制，暂时看不到有新的大型旅游设施建设；而没有新的大型旅游项目，未来更难吸引游客，因为游客都是喜新厌旧的，尤其是澳门，62%都是回头客。没有新的设施，游客对澳门的兴趣会大幅下降。
第二个问题，澳门的非博彩娱乐发展不够理想，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导致游客呈老化趋势。澳门的游客的年龄统计是从2017年才有的。2017年，5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游客占访澳游客总数的比重为20.9%，2019年该比重上升到23.0%；疫情之后的首年，即2023年，该比重为27.5%，2024年1~6月份更上升至28.2%。
我们同拉斯维加斯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点。2018年，拉斯维加斯60岁及以上的游客占游客的比重为22%，到2023年，该比重下降到了12%。这与澳门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美国人口也在老化。
由于澳门在非博彩娱乐方面的发展不够理想，因此目前澳门对博彩业仍然是高度依赖，经济风险仍然非常高。经济风险高低，主要是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看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的集中度，第二个看就业的产业集中度。到9月份为止，政府的财政收入84%来自博彩业。就业方面，澳门本地居民有24%是在博彩业及相关公司工作。因此尽管澳门一直在说要经济要多元化，要减少对博彩业的依赖，其实到目前为止，依赖是在加深，没有减少。澳门的经济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总结起来，澳门现在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怎么吸引年轻的游客？怎么提升国际竞争力？怎么减轻对博彩产业的高度依赖？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未来澳门博彩业将面临严重的挑战，而博彩业面临问题，澳门整个经济都会面临问题。
林广志：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是精准概括
我仅从国家治理层面谈谈回归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发展及其未来趋势。而“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是对国家与地方良好互动关系的精准概括。
一、回归以来，澳门地方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治理实践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成功案例。
讨论“一国两制”的实施及其成效，必须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层面去思考，即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国家如何治理澳门以及澳门如何服务和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建立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根本遵循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实践上，自回归以来，中央将澳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同时，十分强调在“一国”基础上尊重“两制”，把港澳地区发展纳入国家规划。在“十一五”规划以后，国家逐步确立澳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等发展定位和战略功能，并明确要求澳门居安思危，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同时，为支持澳门长远发展，逐步明确澳门特区的地域管辖范围，包括建设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划定澳门海域面积等。
澳门特区方面也自觉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维护国家安全，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并作出必要的修订，为“爱国者治澳”作出法律规定，不断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第四届、第五届特区政府制定第一、第二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制订“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第三，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区的学校可以自主选择教材，澳门教育部门则主动选择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编写中学历史课本，帮助澳门中学师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
国家将澳门纳入治理体系，而澳门特区主动适应和参与国家治理，创造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国家治理的新模式，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成果。
二、回归以来，澳门地方史纳入国家历史叙述框架，为实现国家历史叙述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准确性，推进澳门地方史研究的“国家意识”明确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澳门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澳门历史与祖国历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回归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许多历史文化重大项目设立了“澳门卷”，使澳门历史文化叙述的国家观念不断明确和强化。据不完全统计，《清史·典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海洋文化》《中国人口》《改革开放史40周年》《中国博物馆》等二十多部国家级大型文化丛书均设立《澳门卷》。值得一提的是，《新编中国通史》设立《港澳台卷·澳门编》，这是国家组织的通史纂修中首次将澳门与香港、台湾一起纳入国家历史叙述篇章。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地方史如何纳入国家历史叙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引领作用。2021年5月，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门科技大学合作共建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该中心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合作共建的第一家地方性实体研究中心。该中心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11月，与相关部门合作举办首次“中国-葡语国家文明互鉴论坛”，推动以澳门为平台的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回归以来，澳门学者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道路越走越宽了。在国家历史、中外文明互鉴框架下，澳门本土历史研究以及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为研究对象的澳门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9年澳门开设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澳门史”首次被列入主干课程；2010年举办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会议、2022年成立“澳门学研究中心”，以文献档案、文化遗存为基础，以中外文明交往、交流及其成果为对象，探寻文明互鉴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与效应的综合性学科——澳门学，进入了“有目标、有机构、有课程、有团队、有平台”的新阶段。
三、回归以来，澳门地方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越走越坚实、路子越走越宽广，为参与国家治理、协助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是回归以来形成的具有高度共识的国家与地方良好互动关系的精准概括。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是新一届澳门特区政府的新使命、新担当。过去我们经常讲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表示，澳门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正确理解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具有抱负和远见的新表述：“融入”和“服务”并举，表明澳门既要紧跟国家发展步伐，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地方需求”，又要发挥澳门所长，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地方责任”。
在新的时期，什么是“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又体现在哪里？在“一国两制”方针下把澳门的事情办好、稳健推进“一国两制”澳门新实践就是最大的“国家所需”。具体而言，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走偏，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提高管治水平，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并且能够从澳门社会的长远发展、健康发展“落笔”，摸清和解决影响澳门长远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建设“法治澳门” “文化澳门”“活力澳门”“幸福澳门”的基础上，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澳门”——所谓“健康澳门”，是指社会结构均衡、全民素质提升、居民安居乐业、国际形象良好的健康社会。就“融入国家”而言，改变等待国家“送大礼”的传统心态，将澳门的“发展需求”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参与国家建设中获取新的发展机遇。
李自松：澳门文化价值巨大 可对国家软实力做贡献
我1999年在回归前来到澳门，算是跟澳门特区一块成长。如果是从人口、地理、经济规模这些概念来讲，澳门很小，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乡镇的面积、一个县的人口。但是澳门的文化价值，是非常大的。
回归25年来，大家都评价说澳门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阶段、发展时期。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另外一个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意义，这是澳门能够为国家在软实力方面作出贡献的一个强项。
几百年以来，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在澳门长期地接触交融，互相渗透融合，创造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门文化。我觉得，澳门文化其实是给我们各个民族、语言、宗教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怎么能够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互动共生的成功模式。
我今天是以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的身份来跟大家学习分享，而我本身的工作是在莲花卫视。在2008年筹备莲花卫视的时候，投资人跟我聊电视台的定位，我当时就提出来说我们不做新闻，而澳门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非常多元，是值得去挖掘的。所以莲花卫视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叫“文化立台”。
文化界联合总会去年8月刚刚成立，目的是能够促进澳门文化界的大团结、大联合、大协助，来提升澳门文化艺术的专业水平，协助文化艺术界更好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文化澳门”的愿景是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特首岑浩辉先生竞选政纲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因为从人口规模、地理、面积、经济体量看，澳门是小之又小的；但是它的文化价值，绝对是远远超过其体量的，影响巨大。我认为，研究澳门多元文化共同和谐互动的经验，需要从更高的站位来看，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文化优势；澳门文化的力量对弘扬中华文化，对配合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战略的意义。
西方文化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看就是澳门。整个清代将近300年的期间，这种传入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但是一直没有间断。我想这就是澳门中西文化的一个基础和底蕴。
回归25年来，澳门历史城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澳门又刚刚获得了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特区政府现在也提出要打造演艺之都、体育之城。再结合国家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里提出来的，要把澳门打造成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我觉得相较于历史上被动的开放，现在从国家战略层面、澳门特区政府决策层面都是在更主动地做一个文化的抉择——就是希望能够在澳门本身的努力、在国家的支持下高质量搭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再一次让澳门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桥头堡和枢纽。
澳门的多元文化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与经验。比如说每年澳门航空，如果有新的飞机加入机队的时候，它都会在机场做一个叫祈福的仪式或者叫命名的仪式。它会请佛教的高僧，也会请主教和道士，你诵你的经，我念我的佛，他施他的法，大家一起来共同祈福。
澳门佛教总会的高僧曾经跟我聊，他们宗教界这几年一直在办澳门五宗教音乐欣赏会。澳门宗教界几个主要的宗教如佛教、天主教、道教、基督教、巴哈伊教，每年都会把他们的音乐作品拿出来，共同办一个音乐欣赏会，请各界的人士来一起欣赏。今年大概也就是11月，他们今年又增加了第六宗教，又加了一个伊斯兰教。
相比世界其他的地方因为宗教、因为民族的冲突，导致现在到处打仗，到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澳门宗教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典范——不仅没有矛盾，大家还可以一块共同来办音乐会。
我觉得澳门宗教界能够共荣共生、不同而和，这就是澳门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一个最佳的范例。
澳门文化的多元、和谐、包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局势之下，显得特别的珍贵。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澳门将来能够发挥自己的文化的力量，能够给国家做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澳门很多人都讲“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我觉得澳门的价值确实是能给国家做贡献的，其实是在文化上。怎么在澳门讲好中国的故事，怎么在澳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怎么让国际上更多的人士到澳门来受到中华文化的洗礼、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然后再通过他们的语言、方式、平台来传播中华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历史上澳门发挥过很多这样的作用，但是在现代或者在未来，澳门到底能不能还在文化上发挥这样的重大作用，我觉得这是澳门真正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0月2日的时候，现在的候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约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代表去跟他见面，谈的就是文总的发展和澳门文化的发展。当时我个人发言中就重点在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打造澳门的城市文化IP，谈如何发挥澳门文化的作用。
澳门现在其实真正能称得上文化IP的，在我看来，一个是静态的，就是澳门历史城区、世界文化遗产；另外一个就是1954年创办的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这个大赛车创办70多年了，包括在疫情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想之所以它影响很大，一个就是它历史悠久，第二个就是它有很浓重的澳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IP的特色。它是一个城市赛道，而且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既举办汽车、也举办电单车的赛车的一个赛事。
另外还有算是 IP的几个东西，比如说1987年创办的澳门国际音乐节，1988年创办的澳门艺术节。如果一个旅游方面的常设项目也算是文化的IP的话，就是澳门国际烟花汇演，1989年创办的。
回归25年来，整个澳门的特区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对文化IP的打造是不够的。我们回归25年来，还没有一个是连续办了20多年的新项目，能够在国际上的专业领域里面被大家公认为有影响力、有话语权、有澳门的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艺术的IP。
所以我那天也说，我们澳门一直在吃老本，我们讲的文化都是历史上的东西。可是在今天，包括在未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如何再来发挥这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考虑的。
根据文化局的统计，在2023年，澳门总共有2000项左右的文化艺术活动，总共演出大概有1万场次。可是它对澳门文化的沉淀、对澳门文化艺术在亚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到底留下了什么？
所以我们也提出来，将来政府在资源的投放方面如何能够真正去做一些文化的IP，这种文化它包含有澳门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就是利用澳门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更好地来讲中国故事，更好地来传播中华文化。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先说这么多。
蒋朝阳：回归25年 澳门法治发展成就斐然
今天我想谈谈澳门法治发展的经验和完善，先谈一下宏观的，然后谈一下具体的。
首先谈澳门法治建设的成就。澳门回归25年来，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24年10月，澳门特区立法会通过了大约403部法律，行政长官制定了大约867部行政法规。法治建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2009年率先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23年完成系统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和配套立法；持续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增设专责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机构，强化执法力量配备；制定保守国家秘密及武器管控的法律制度，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长治久安的法律屏障。
二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不断推进与基本法实施的配套法律机制。
三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落实行政主导原则，通过制定澳门特区的“立法法”，保障行政长官制定行政法规的职权，完善行政主导体制，发挥行政主导作用。制定民防法律制度，推进公共行政等制度改革，修改《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及相关法规，制定及修改系列法律配合电子政务发展所需，简政便民。阶段性完成“原有法律”的清理和适应化工作，截至2019年11月18日，原有法律及法令当中不生效状况明确的法规共有802项，经技术分析已被默示废止的法规共 2项，至今仍生效的原有法规则共有556项。
四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立法。特区政府围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目标，修订博彩法，保障博彩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支持现代金融产业发展，完成包括金融体系法律制度在内的相关金融制度立法。适应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制定实施《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成立药物监督管理局，建立澳门中药检测中心。订定在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东南侧相关陆地和海域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基本规范，推动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五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积极推动政策创新、规则衔接、立法工作、法治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中21项需国家支持出台配套政策均已落地。深合区已封关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鼓励类产业目录、企业和个人“双15%”优惠政策及澳门居民所得税政策、金融支持横琴30条等重大政策法规陆续出台，推动与珠海市人大区域协同立法。
六是推动民生福利立法。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市更新法律制度。住房方面，推进五阶梯房屋政策，修订经济房屋法，制定社会房屋法，通过夹心房屋法律制度，构建有效住房保障体系；因应新形势配合政府楼市政策，制定调整相关税务措施等。
七是特区司法机关严格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司法权，是维护特区法治的基石。例如，在终审法院的司法见解方面，回归以来至2023年，一共做出了17个统一司法见解，涉及民事、刑事、行政和税务。终审法院通过行使统一司法见解这一重要的司法职能，解决了因法律滞后或规定不明确所带来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运作中出现的分歧，推动了特区法制与时俱进，统一了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标准，填补了有关法律的空白，维护了特区法制的统一和权威，维护了特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另外，与内地、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横琴深合区法院之间司法协助合作越来越紧密，在司法方面逐步落实机制对接以及规则衔接。
八是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蓬勃发展。法学教育起步于澳门回归前的澳门大学法学院（原东亚大学），澳门特区成立后，相继成立了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城市大学法学院以及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此外，还设有专门培训机构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
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澳门大学法学院与澳门基金会、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的编写工作，现已出版近20余本。
骆伟建：第一要务发展经济 行政主导 爱国者治澳
未来澳门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澳门过去25年的历史的发展，它实际上应该是原来的发展的延续。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是要坚持，但是也要有创新，这样才能够推动“一国两制”的发展。
第一，我觉得澳门回归25年之所以“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实践，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澳门特区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施政的第一要务， 25年从来没有偏离这个中心任务。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心任务的指导下，所以澳门才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使澳门的民生得到极大的改善；也因此才能够使得澳门社会比较稳定、和谐，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那么这个成功的经验，反过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澳门如果要继续抓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核心工作，就面临一个澳门经济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但是澳门今天的经济结构是不是能够支撑未来的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目前无论是中央也好，澳门也好，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一个经济“适度多元”的要求。
所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澳门就要集中力量，研究、落实怎样做好“适度多元”的工作。从地域环境来讲，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可能还是要以一个中心即旅游休闲为主去发展。那么围绕一个中心的其他的经济“适度多元”，可能都会放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去做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如何能够把横琴的深度合作区搞好，这是澳门将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从我们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本来三个不同的制度是各有优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衔接，可能就会变成障碍了。就像一个桥，两岸都有好风光，但是中间缺了一个桥，结果谁也看不到对岸。那么你要达到享受对岸好风光的目的，那就要建个桥，桥就是衔接。但是这个桥怎么建？以什么方式建？确实有很多挑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要下很多功夫的。
我的总体看法是，衔接、对接应该是双向的，双方都要努力，不能是澳门人总是盯着内地怎么跟我衔接，对吧？这个不太现实。有些方面我们内地确实要进行一些制度改革来跟澳门衔接，这样有利于澳门方到横琴去发展，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专业资格的认可、执业资格的认可，比如澳门在横琴办个新街坊等等，都有很多衔接需要做。但是很多问题也不可能不许澳门衔接内地的。澳门的事情你不能叫内地改，比如说澳门已经改过社保、老人养老，这就是我们澳门主动修改，去衔接内地的规定。等等类似这一些，未来要做。
发展经济就是要“适度多元”，“适度多元”就要借助于国家给澳门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对澳门来说，最首要的就是整合区域。区域整合能不能搞好？成败的关键，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规则的对接。
第二，澳门25周年取得的成就，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强政府。澳门很好地发挥了行政主导的作用，政府相对比较强，立法会配合，所以特区政府的施政就比较顺畅。如果行政、立法是对立对抗的、拖后腿的，政府也干不了很多事情。这是我们澳门成功的地方。
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角度讲，恰恰它也给行政主导提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既然你主导，那么你就要有效地管理。如果你主导，但是你又不能够履行既定的职责、提高有效的管理，反而就拖慢了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澳门社会市民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的管制效能应该有待提高。特别是涉及到很多办事的效率、政策的执行，包括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政府的公职人员，在施政过程中往往找一些借口，被大家讥笑为所谓“依法不作为”，这都是不利于发挥行政主导作用的。这个一定要改，不进行改革的话，将来会拖慢澳门的发展。
我认为首要的还是应该从观念的改革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要有改革的精神。如果你不具备这些东西，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很多事情是办不好的。这个方面，未来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我觉得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原因，确实是澳门在过去20多年来始终能够把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的手里，所以它能够理解中央的方针，能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也就形成目前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个好的方面。
林广志：服务国家对外开放 澳门应有更大担当与作为
澳门拥有诸多“所长”。从服务“国家所需”而言，最具优势的，莫过于与葡语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因此，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澳门应该有更大担当、更大作为。
事实上，澳门与八个葡语国家的联系密切程度存在差异，除了葡萄牙，其他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亚洲的东帝汶，与澳门的关系“颇为疏远”，澳门可以联络深耕、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大。加强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这正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澳门容易发挥作用之所在。其殷切在中央，其舞台在澳门，其重点在内地，其目标在国际。“小桌子唱大戏”，澳门应该努力做好做实“这篇大文章”。
蒋朝阳：澳门应加快法律现代化进程
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同时，也就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阐述。这些论述，为澳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和澳门特区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一要围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落实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相关制度。例如，在特别行政区建立国家“宪法日”制度；根据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完善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公布实施和立法实施的标准和机制等。
第二要落实与基本法配套实施的制度与机制。首先要完善以基本法为核心的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例如，围绕基本法基本权利条款、经济部分条款、文化和社会事务条款以及对外事务的条款，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对556项仍生效的原有法律及法令继续进行有关法律清理和适应化工作。
其次是落实特别行政区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制度和机制：探索在特别行政区建立合基本法事前审查机制，所有的法律起草或修改草案，凡涉及合基本法问题需要明确法律草案相关规定含义的，须经过严格的合基本法审查；探索合基本法问题谘询、论证、说明程序机制。
再次是落实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的制度和机制。这次新修订的维护国家安全法也规定，行政长官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并就澳门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情况提交年度报告。除现行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制度外，需要探索建立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
第三我认为应该加快法律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加快“五大法典”系统修订。澳门特区法律大部分为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法律内容老化的现象比较突出。例如，在澳门回归时，保留下来的法律有122个、法令732个，其中，1994年制定的法律有55个，法令405个，有些甚至还是19世纪制定的，例如，刑法典是1886年的版本，商法典是1888年的版本，刑事诉讼法典是1929年的版本，民事诉讼法典是1961年的版本，民法典是1967年的版本。澳门回归以来，尽管对上述法典作了不少小范围的修订，但随着澳门经济高速发展，科技迅猛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原有法律的内容许多已出现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况。其次是在加强社会民生保障、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参与建设大湾区和横琴深合区等方面，还需要制定或修改完善多部法律。
第四是提升行政效率，系统修订不合时宜的法律。
第五是提升司法效率，适时修订相关诉讼法。例如增加“审限”的规定，加快“积案”的处理进度。
第六是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构建澳门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构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曾忠禄：产业须多元化 也要保持澳门博彩国际竞争力
我觉得针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整个经济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当然就是产业多元化，通过发展更多的非博彩的旅游元素或者其他产业，降低对博彩业的依赖。
另外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改善澳门的博彩业，要持续保持澳门博彩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如果澳门的博彩业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了，它就会萎缩；客人就会消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我觉得在多元化这方面，澳门需要通过大量的创新来实现。为什么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同样有很久的历史，但是仍然在快速地增长？它去年的博彩业已经超过疫情前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认为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创新。拉斯维加斯吸引年轻人的主要方法包括，非博彩娱乐与博彩融合，体育赛事与娱乐的融合、将实体店与数字平台相结合等。
拉斯维加斯过去多年一直在发展大型夜总会和大型表演。大家在夜总会里面狂欢，还有DJ来吸引。一个大型表演可吸引上万人。这种娱乐消费创造的价值不会低于博彩业。也因此，博彩业的收入占整个拉斯维加斯经济的比重比较低。
拉斯维加斯最近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它成为了世界的运动之都、体育赛事之都。像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突袭者队(Raiders) 和美国职棒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的A队这样的著名球队都在拉斯维加斯安家；美国国家女子篮球联盟最早的创始球队WNBA 王牌队2017年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并改名为Las Vegas Aces；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职业冰球联盟 NHL 的黄金骑士队也将冠军奖杯带回了拉斯维加斯。如今拉斯维加斯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型体育赛事的首选地，从超级杯到一级方程式赛车。
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这是拉斯维加斯游客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的最重要原因。反观澳门，在这个方面就比拉斯维加斯差得太远了。
现在的多元化，政府强调的是顶层设计。但我们知道多元化要依靠创新，但创新充满不确定性，不确定的东西你怎么设计呢？
因此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一定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顶层设计指明大方向，另一方面是推动自我驱动、自下而上的创新。很多重大的创新其实都是以后一种方式出现的，比如阿里巴巴、腾讯，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都是自发创新做出来的。
对于多元化，政府的指引是必要的，但是底层的创新才能真正激发澳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因此这块我们要发力。不然，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最好的多元化的产业。
另一方面，博彩业要进一步完善。现在博彩业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形象仍然非常负面？最主要原因就是澳门的博彩业的本身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澳门在“负责任博彩”这方面做得不够。
澳门未来如果不改善这一块的话，澳门博彩业的负面形象就很难改变。而在拉斯维加斯，在新加坡博彩业的形象都没有这么负面，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赌客”比澳门少很多。
因此我觉得澳门在赌场干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赌场干预的工作比较复杂。首先你要有法律依据，这就需要立法；有了法律依据之后，你还要能正确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病态赌博”，因此这涉及政府或者社会建立一个评估“问题赌博”的标准。然后第三个才涉及到赌场的具体执行。而赌场的执行又涉及对员工的培训。这些都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李自松：打造澳门文化IP 需要孵化和培育
澳门确实要打造城市的文化IP，这个应该有澳门的孵化元素。一个是要引进、落地一些大型的、领军的文化企业文化IP。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领军的人才，领军的文化企业，这些大型的文化IP，体育的也好，赛事的也好，文旅的也好——就像在澳门建基地、建码头一样，你不仅自己可以造船，还得让人家的游轮来停靠。光靠自己澳门这个市场一定是不行的，一定需要一些外来文化的输入，才能满足多元化的游客的需求。
如何来吸引？我觉得政策驱动也好，资源驱动也好，配套的东西就是思考如何让人有兴趣来澳门。这些大型文化活动的投入确实很大，因此也是需要市场化、公司化的运作。政府只能在政策上、在一些资源上做一些配套，做一些驱动，做一些支持，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一个生态要鼓励。
文化这个东西没有名人效应是不行的，演员也好，导演也好，编剧也好，音乐的跳舞的也好，都必须要最顶尖的人，才能把相关的顶级人才聚拢起来。
简单而言，澳门文化的IP的打造，一个是怎么来孵化和培育，一个是怎么能够吸引。
吴志良总结：需要激发澳门内生的动力
时间把握得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从“一国两制”、博彩、教育、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各个方面，对澳门过去的25年做了个总结，也梳理了一些问题，作出了一些展望。
我认为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关注，第一个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港澳提出的新要求，就是港澳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完善港澳发挥对外开放作用的机制。
第二个事情就是，澳门的下一任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生在竞选政纲中提出了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目标。
一个是中央的要求，一个是澳门下届特区政府努力的目标。我认为，这个政纲是一个有高度、有温度、接地气的政纲。
刚才有几个学者都谈到，澳门有很多法律的问题要解决。怎么样才会有更好的法治？无论是从法律本身的发展，还是经济的发展，包括博彩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使之具有更好的法律依据。
活力澳门更是了。澳门其实内生的动力一直都不是很够的，怎么来激发澳门的活力，这是未来会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既然内生动力不足，澳门怎么借力发展就非常重要。刚才自松谈到文化上如何借力发展的问题，68万人口，32平方公里土地，这么小的地方，特别是怎么促进港澳一体化、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网络和外力，怎么通过参与横琴的开发、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开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寻求扩大格局？格局扩大了，澳门本身的很多问题也就可以松绑了。因为在澳门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手脚很容易被绑起来。仅仅靠自己解决本身的问题的确很难，转不过身来怎么解决问题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国两制”经过25年的实践，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潜在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不然，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不会提出要“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就是说，港澳在助力国家改革开放方面，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内生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要思考怎么来为国家作出贡献，并在参与强国建设中分享红利和荣光。
为国家作出贡献方面，刚才大家也谈了一部分。我认为其中之一是我们要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和它的政策优势，怎么进一步做好促进两岸关系的工作，特别通过澳门增强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瞭解和认识；怎么进一步加强与葡语国家的关系和做好东南亚华侨的民心相通的工作。
从经贸方面我们能做的事情可能未必会有很多，但从文化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包括教育的合作，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例如我们法律的改革，如果我们成功了，对很多葡语国家会有帮助。因为葡语国家很多都延续了葡萄牙的法律，但是它自己的法律体系也需要适应完善和现代化；如果我们澳门的法律改革能够做一个示范的话，也可以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工作是在中国的国际传播方面，特别是目前在“小院高墙”的大环境之下，怎么协助国家在传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念方面有所突破，扩大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澳门传统上就是一个中西交往的桥梁，例如刚才有学者说的“文化硅谷”，我们能把内地一流的文艺大家、文博机构、文博项目请过来，最好有部分在澳门落地落户；接着又把海外一流的文艺大家、文博机构和文博专案请到澳门来，让中外大家在这里交流思想、切磋技艺、共同创作、共同展演，就能更充分地发挥澳门这个舞台的作用，真正做到小桌子唱大戏。
澳门虽然地方很小，但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不难；要发挥作用，也是不难的。关键我们要有一些适当的政策和具体的项目，来支撑这个适当的位置。
“澳门所长、国家所需”的口号我们说了很多年，但是我们最擅长的是什么？国家需要的是什么？两者之间怎么来对接？其实这方面要做的文章还是很多的，要找到对接的项目也不难。现在关键的是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采取具体的行动。
我相信澳门回归25年的经验与教训经过全面的总结，大家已经提高了认识。如果在“一国两制”的第二阶段，我们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无论是澳门、澳门对国家发展的贡献都会越做越好。
今天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与中评智库基金会特地合作举办这个思想者论坛，说明我们联合总会也希望在推动文化发展、集聚大家的思想方面做点工作。因为文化主要产生的不仅是一些文艺的作品，更要出思想、出思路。澳门现在最需要的，我认为是思想，是视野，当然还要行动，要落实。
再次感谢大家，花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对澳门过去25年做了个总结。虽然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总结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整体的思路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
王平：适度多元有历史追求 成现实任务
一转眼，澳门回归25年了。当年我来澳门采访特首选委会投票，现场聆听马万祺老先生一声“开枪”（开箱），在全场热烈的欢笑声中产生了澳门第一位特首。而在回归庆典前一日我到机场停机坪附近拍摄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莅临澳门，当时两架专机落地前后微雨阳光的奇景，还是历历在目。
我在香港回归前就多次来澳门采访，到今年距离第一次来澳门，已经跨越30年了。回归前采访了很多活动，我拍的澳门首届金腰带拳击赛照片还拿到1994年香港体育摄影黑白组的金奖。所以，我对澳门还是很有感情的。
刚才大家的发言中提到了回归后政治、安全、经济、两岸等领域的发展，澳门回归后不久，《中国评论》月刊就刊登了首任特首何厚铧的专访。我陆续采访过迅速将澳门从一个相当混乱的地方治理成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的时任警察局长（现在是保安司司长）黄少泽，以及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许士元、时任澳门航空总经理张红鹰等，分别就政治、安全、经济、两岸加强联繋等方面向读者介绍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澳门。也陆续参与了一些在澳门举办的会议，包括多次举办思想者论坛。今天也在座的骆教授已经多次参加这个论坛，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了很多关于澳门的精辟观点。吴志良主席在我们《中国评论》月刊创办之初，就已经密切联系与合作。
从一开始对澳门充满好奇，到后来亲身接触与近距离观察，我对澳门可以说一直关注。当然，我达不到诸位专家学者对澳门现状的研究水平，只是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浅谈一点我的看法。
澳门博彩业在回归之后的发展无疑是令人惊艳的，人均GDP目前是世界第5，但“适度多元”的进展似乎不够理想。如同香港通过制造业内移珠江三角洲在一定时间内曾经获得巨大成功，但是当某个领域的钱太好赚的时候，往往会排斥变革，从而变相压抑其他领域的发展空间。
三年疫情凸显了澳门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在澳门外围包括中国内地、香港经济都出现下滑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澳门社会本身对经济支柱多元化的认同上升，另外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看，也确实需要解决金融安全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特朗普上次执政，中国与美西方的竞争烈度大幅上升了，我2019年来澳门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提出，中美之间进入了“极限相持”的高危时段。当外部矛盾升级、敌对行为强化的时候，促使中国为了保障经济建设，必须从国家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堵塞以往没有特别在意的漏洞。而为了澳门的“一国两制”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将“适度多元”定为澳门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促使澳门社会充分认识阻滞转型的危机、凝聚主动转型的共识，应该说已经是必由之路。
去年8月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张荣顺在“澳门城市转型发展对话会”上表示，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并坚定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城市转型，出台了包括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开发横琴岛、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为澳门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开辟了光明前景。澳门需要明确定位、坚定信心、凝聚智慧，努力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目标和城市转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在同一场合表示：按照既定发展方向，加快构建符合澳门实际、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通过两位身份能够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的重要官员的讲话，可以看出“适度多元发展”对于澳门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希望如此”，而是已经变成了从国家层面要求澳门这个特殊经济体在选择发展路径方面的“必须如此”。
“适度多元”的问题提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澳门这个对外部环境依附性很强的特殊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结构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冲撞与调适才形成的。认真推动“适度多元”，应该说就必须对澳门经济的基本框架结构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动摇根本”。
今天有专家强调，澳门公务员系统在有效管治上能够充分认知国家发展、珍爱澳门、同心同德、同向努力，对我这个常年生活在同样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的人来说，感受颇深。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加持下，在澳门大量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各界别的共同努力下，会逐步调适方向，在“适度多元”的既定目标上共同夯实、兴建更多的经济支柱，实现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各位专家，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评论希望将来继续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垂注与支持。
评论员简介：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创会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门政治制度史》、《东西交汇看澳门》及《悦读澳门》等。
庞川：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同时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及江西省政协常委。于上海复旦大学获得理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骆伟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0年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曾参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出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01年受聘澳门大学法学院至今，现任职客席教授。澳门学者同盟大会主席。
蒋朝阳：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澳门大学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改革谘询委员会委员。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宪法、基本法、行政法。着有《澳门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治》（2016）。
林广志：历史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澳门学以及国际关系和澳门公共政策研究。出版《澳门之魂——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等，主编《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报告》等。
李自松：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澳门莲花卫视董事、台长。资深电视工作者，澳门卫星电视产业创始人之一。曾任澳门卫视旅游台新闻副总监、澳门卫视新闻总编辑、澳亚卫视新闻部主任等职务。目前担任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视协理事、澳门第四、五、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曾忠禄：澳门理工学院教授（2002-2023），《世界博彩与旅游研究》期刊主编（2017至今），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2017-2023），亚太博彩研究学会会长（2012至今）。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澳门博彩产业发展战略、微型经济、战略管理等。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著作6部，曾主持澳门科技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等。
王平：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从事媒体行业近四十年，专著有《宗法宗族观念：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中国私营企业管理》，另有专访集《两岸四地政经精英访谈录》及大量评论。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2月号，总第324期，P113-134）
骆伟建
庞川
曾忠禄
林广志
李自松
蒋朝阳
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