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1月17日电/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弛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韩国尹锡悦政府谋求对华关系转圜的迹象、动因与前景》，作者认为：尹锡悦担任韩国总统后，在对外关系上抛弃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战略模糊”，转向明显倾向美国且有意疏远中国的“战略清晰”。但他执政两年多来，“亲美疏中”政策不仅未能明显拓展韩国的外交空间，而且中韩关系的恶化也使韩国付出了较高的成本。自2023年下半年起，尹政府开始谋求中韩关系的转圜——降低涉华负面言论的调门，恢复两国高层间的沟通，推动地方政府间的交流。尹政府之所以主动扭转中韩关系，在国际层面受中美对话局面和美国大选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层面受国会选举失利以及内部要求改善中韩关系呼声的驱动。故此，在剩余任期内，尹锡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将秉持“政经分离”的原则，并注重管控“亲美疏中”的成本。不过，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大选亦存在对华不利因素，加之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韩国国会对外交政策的话语权有限，中韩关系转圜的前景仍存在一定的变数。文章内容如下：
中韩建交以来，韩国长期在中美之间奉行“安美经中”的政策——在安全上依赖美韩同盟来应对朝鲜核威胁，确保国家安全；在经济上主动搭乘中国的顺风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释放的红利。然而，尹锡悦担任韩国总统后，其标榜要抛弃前任文在寅政府在中美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战略模糊”，走向优先美韩同盟的“战略清晰”。基于此，尹政府不仅将美韩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战略同盟关系”，参加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双、多边机制，服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而且有意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在台海、南海、人权等敏感议题上配合美国发声，使中韩关系跌入冰点。不过，从2023年秋开始，中韩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尹政府也释放出一些试图转圜中韩关系的信号。2024年5月底，时隔近四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首尔重启，成为韩国谋求改善中韩关系的重要标志，且会后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引发了多方关注。故本文拟从梳理近期尹锡悦政府谋求对华关系转圜的迹象入手，剖析其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动因，并对尹锡悦剩余任期内中韩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初步的研判。
一、尹锡悦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迹象
尹锡悦上台后，在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上展现出明显的“亲美疏中”的倾向。受此影响，中韩关系急转直下，不仅政府间高层交往减少，而且两国国民相互认知明显恶化。同时，经济合作作为中韩关系“压舱石”的地位受到冲击，2023年韩国对华出口首现建交31年来的逆差。不过，近一年来韩国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不断升高，尹锡悦政府亦逐渐认知到中韩关系的恶化对韩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害无益的。故此，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尹政府陆续释放出一系列试图转圜对华关系的信号，寻求中韩关系的改善。
第一，涉华负面言论减少，降低剑指中国的调门。尹锡悦履任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涉华负面言论，甚至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2023年4月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台湾)紧张局势的出现是因为有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我们和国际社会都绝对反对这种改变。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和朝鲜问题一样，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①此谈话成为中韩建交后韩国历任总统在涉台问题上发表的最尖锐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因此召见韩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亦指责尹锡悦在台湾等敏感议题上招惹中国。在内外压力下，尹政府在涉华负面言论上有所收敛并做出一定程度转圜：2023年7月，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雅加达会见韩国外长朴振，朴振表示韩方一贯尊重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随后8月举行的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所发表的三国联合声明中，韩国虽再次提及台湾问题，但止步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在2023年10月中国遣返数百名“脱北者”的问题上，相较于部分媒体和民间团体直斥中国是“杀人罪”的激进言论，韩国政府层面仅呼吁中国予以“脱北者”提供适当保护，缓和了批评的声音，为改善中韩关系创造了一些空间。②进入2024年后，尹政府虽仍会在一些场合提及台海、南海等议题，但相较于此前，其言语烈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尹锡悦在今年5月会见李强总理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也反映出他逐渐认知到触碰中国红线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转而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处理台湾等敏感议题。
第二，高层交往明显恢复，政府间沟通“堵点”有所缓解。尹锡悦执政后，受“亲美疏中”政策的影响，中韩高层交往明显冷却。尽管习近平主席曾在2022年巴厘岛G20峰会时会见了尹锡悦，但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两国高层交往仍在低位徘徊。从2023年秋起，中韩高层互动显着增加：先是9月7日，尹锡悦在出席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峰会时会见了李强总理。随后的9月23日，韩国国务总理韩悳洙访华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与习近平主席会晤。11月，时隔四年多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韩国釜山举行，期间中韩两国外长举行了双边会面。2024年5月中旬，韩国外长时隔6年半首度访华，新外长赵兑烈与王毅外长会晤并为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做最后协调。5月底，时隔近四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首尔重启，李强总理再次会晤尹锡悦，成为两国高层交往回暖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尹锡悦与李强会晤时，决定双方同意适时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级外交安全2+2对话，适时启动中韩1.5轨对话交流机制，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发挥好经济部长会议和产业投资合作、产供链合作、出口管制对话等沟通机制作用，重启中韩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和青年交流等。③之后不到一个月，中韩首次副部级外交安全2+2对话在首尔召开，开启了以上沟通交流机制落地落实的第一步。且自2023年9月起，韩国政府致力于促成习近平主席访韩，为改善中韩关系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第三，地方政府交流持续扩大，推动中韩关系迎来新局面。在过去三四年时间里，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韩关系趋冷的叠加影响，曾经一度热络的中韩地方交流亦陷入低潮。不过，由于韩国采取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府拥有独立处理某些对外事务的权力。中国既是韩国的近邻，又是重要的经济伙伴，韩国地方政府要解决涉及本地区居民利益的诸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旅游等民生议题时，仍需与中国有关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保持合作。因此，中韩地方交流成为近一年来两国合作的新亮点。2023年10月，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施小琳率先访问韩国，与首尔市长吴世勋会晤并就两地交流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2024年4月，辽宁省委书记郝鹏率团访韩，会见了韩总理韩悳洙、外长赵兑烈、京畿道知事金东兖等政商界重要人士，在韩国国内引发重要反响。6月，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访韩，会见了韩总理韩悳洙、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以及相关地方自治团体长和企业家代表，进一步为中韩地方政府交往回暖注入动能。同时，自去年下半年起，韩国京畿道、忠清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江原道、济州道、仁川市、大田市等地的主政官员纷纷来华，掀起一股地方高官的访华热潮，韩国地方政府来华积极性的提升也助推了尹锡悦政府调整对华关系的进程。
二、尹锡悦政府推动中韩关系转圜背后的动因
近一年来，尽管中韩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依旧偶有发生，但韩国政府试图扭转中韩关系的态势已然显现。尹政府之所以在改善对华关系上释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在考虑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之变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决定，背后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追溯。
其一，中美关系转向对话局面刺激韩国政府必须调整对华关系。在大国竞争时代，中韩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结构性因素——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2023年上半年，受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和蔡英文以“过境”为名窜访美国等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十分紧张的状态。受其影响，尹锡悦也配合美国采取对华强硬姿态，在台湾等敏感议题上屡放“厥词”。不过，面对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给美国带来的战略挑战、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世界经济的低迷，再加上“去中国化”难以全面实现的事实，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检讨其中国政策，④寻求与中国对话，防止中美关系“脱轨”。从2023年6月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政府高官先后访华，恢复了中美间的高级别沟通和交流。特别是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探讨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达成了20多项共识。中美对话格局的重建使尹锡悦政府倍感负担，由于奉行“战略清晰”，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灵活空间日益收缩，一旦中美关系出现转折，韩国便容易陷入“战略尴尬”的境地。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金汉权直言，韩国已成为中美对话局面形成过程中，唯一一个与中国矛盾和对立增加的美国盟伴国家。⑤这使韩国外交面临十分被动的态势，迫使尹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与中国相处之道，主动谋求对华关系之变。
其二，美国大选中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增加也是尹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背后考量。随着拜登突然宣布退选，民主党战胜共和党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不容小觑。韩国国内对美国大选亦高度关注，尤其对特朗普一旦回归后如何处理美韩同盟和半岛事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一些忧虑：一是韩国担忧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会采取战略收缩政策，如果美国无法承担遏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的话，特朗普可能会放弃对盟国的保护，⑥这会使韩国面临“被抛弃”的窘境。二是由于特朗普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在外交上亦偏爱“交易”模式，韩国担心韩美在防卫费分摊等问题上再起龃龉，美日韩三边合作也有可能弱化。三是特朗普曾在竞选承诺中的《议程47》(Agenda 47)里直斥拜登任内造成美国汽车业遭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大量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并宣称要向贸易顺差大的国家加征关税，这使韩国不得不担忧特朗普重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给韩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韩媒《京乡新闻》的社论指出，韩国必须密切应对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可能风险并积极寻找化解风险的方案，除了设法巩固与美国的合作外，还有一条重要举措便是尽可能扩大与中国的外交空间。⑦故此，尹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姿态，也是在为特朗普若重返白宫，美韩关系出现变数而准备应对方案。
其三，国会选举失利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思考转变对华关系的必要性。2024年4月，韩国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出炉，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获得175席，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只获得108席，仅守住了所谓的“修宪防御线”(100席)——避免了在野阵营推动修宪和弹劾总统的风险。此次国会选举的失利导致尹锡悦成为韩国自1987年实施总统直选制以来，首位在任期内全程处于“朝小野大”的总统，这将对尹锡悦政府后续施政产生相当程度的制约。此次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失利的重要诱因之一便是受尹锡悦施政不力的拖累。据韩国盖洛普在国会选举前发布的最后一次民调显示：受访民众对尹锡悦执政好评率仅34%，差评率则达到58%。而在对尹锡悦施政不满的理由中，经济民生问题高居第一位。⑧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韩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但尹锡悦上台后中韩关系的下行已然对韩国的经济民生产生负面影响。2024年韩国央行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经济增长仅1.4%，受出口乏力、高利率高通胀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韩国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质疑韩国经济奇迹是否会终结。⑨迫于重振经济、改善民生的压力，尹政府也不得不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寻求合作。
其四，尹锡悦改善中韩关系亦是在呼应韩国战略界的呼声以及舆论和民意走向。诚然，尹锡悦上台之初，无论是战略界、媒体还是民间，主张韩国走“亲美疏中”道路的声量颇高。然而，尹锡悦执政两年多来，大有将“亲美疏中”向“联美制中”方向发展的态势，中韩走向对立甚至对抗的可能性升高，这与韩国战略界、舆论和民意的最初设想发生了偏离。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金兴圭指出：“尹锡悦政府的外交策略给韩国带来的好处不多，成本方面却大大增加了。”⑩由于在政策上过度倒向美国，韩国在外交上的独立性日益丧失，中美对韩国的顾忌考虑下降，反映在现实中的典型案例就是尹锡悦在旧金山APEC峰会上不只未能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而且与拜登也未能进行双边首脑会晤，这一尴尬局面受到韩国舆论的指责。《中央日报》的社论警告说：“在中美对决的漩涡中，过分全力支持任何一方的外交风险都会很大。”⑪同时民调显示，尽管对华好感度不高，但韩国民众对中韩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依然清晰。韩国舆论调查机构HanHook Research的民调显示，过半数(52%)受访民众认为韩中关系和韩美日合作同样重要。⑫在战略界、舆论和民意的三重促动下，尹政府开始“纠偏”对华关系，防止中韩关系“脱轨”。
三、尹锡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前景与限度
尽管此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重启标志着尹政府试图转圜对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改善中韩关系的进程仍面临诸多艰巨挑战。牢固的韩美同盟关系仍是尹政府对外关系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调整中韩关系的幅度和力度在根本上受美韩关系的制约。当前尹锡悦政府谋求对华关系转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外交战术上的考量，而非外交战略的调整。有鉴于此，在剩余不到三年的任期内，尹锡悦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可能会带有以下两大特点。
一方面，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由于尹锡悦政府力图把韩美同盟打造成为覆盖安全、经济、技术等多领域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所以韩美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水平较之过去显着提升。而美国也借机将对华竞争嵌入韩美同盟的拓展中，使韩国也参与了对华经济“脱钩”以及技术“筑墙”的过程。韩国因之在处理中韩经济、科技关系时带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追求“安全优先”。然而，这种“政经不分”的政策不仅未给韩国带来明显的经济红利，甚至使中国从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一度变为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使尹政府逐渐认识到，令对华经济关系过度服务于倾向美国的政治需要，对韩国实际是“双刃剑”。今年5月尹锡悦在和李强会晤时明确提出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产业投资合作、产供链合作、出口管制对话等领域沟通的议题，反映出未来韩国虽可能在政治上仍坚持美韩同盟优先，但经济上会优先从国家利益出发，减少同盟和价值观对经济关系的束缚，发展“政经分离”的中韩关系，在中韩交往中挖掘新的经济红利。
另一方面，让中韩矛盾控制在“有限损害”的程度。抛弃“安美经中”的“战略模糊”，转向优先倾向美国的“战略清晰”已成为当前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调。所以，无论尹政府如何转圜对华关系，中韩关系都难以恢复到文在寅时代的状态。不过，鉴于尹政府在执政前期数度“刮蹭”中国的红线，使双边关系全面恶化，让韩国承担了过高的成本。所以，韩国未来可能在对华关系上更加注重管控“战略清晰”带来的成本，使中韩关系即使因受美国等因素干扰而受损，但损失的程度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金汉权指出，今后韩国有必要运用多边外交等手段，根据韩中关系中预计会出现矛盾的主要问题，对中国进行“有限损害”外交——即使与中国出现矛盾并导致韩国利益可能受损，但也要通过外交管理控制损害的程度。⑬尹政府近期在台湾问题虽仍有一些小动作，但又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改变，正是“有限损害”外交的一个侧面写照——既要在台湾问题上一定程度配合美国以巩固韩美同盟，又要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使中韩关系陷入难以回转的局面。
当然，除了认知到今后三年韩国的对华关系可能出现一些新调整之外，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尹锡悦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彻底转向，近期对华示好大概率只是权宜之计，未来中韩关系的改善仍面临诸多限制因素。
一是中美全面竞争格局的形成限制了韩国“转圜”的空间。通常来讲，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很多中小国家会选择介于制衡与依附之间的对冲战略，⑭过去韩国所奉行的“战略模糊”就属于一种对冲。然而中小国家能够实施对冲并非是无条件的，马来西亚国际关系学者郭清水就指出，只有不存在大国全面竞争的情况下，中小国家才能在大国间实现对冲。⑮美国学者詹姆斯·金亦通过使用基本议价理论证明，若大国间争议很大时，中等国家将被迫做出更清楚的选择。⑯自特朗普政府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以来，中美竞争的领域已从单纯的经济贸易领域扩大到军事安全、科学技术、地缘政治、价值理念等多领域的全面竞争。在此背景下，韩国可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较过去明显压缩，而选边的迫切性却显着提升。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崔寓善坦言，美中竞争已经越过临界点，如果需要战略选择，韩国应该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平衡外交不符合韩国的战略利益和国际秩序发展趋势。⑰类似言论目前在韩国战略界仍占据着主流地位，这对韩国重回大国平衡外交的意向造成较大压力。
二是美国大选对韩国改善对华关系会产生“双刃剑”效应。诚如上文所言，美国大选的临近和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是尹锡悦谋求对华关系转圜的动力之一；但亦不能否认，大选同样可能是阻碍中韩关系改善的重要变数。一方面，在美国大选期间，比拼谁的对华态度更加强硬，成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用以争取更多选票的一张政治牌。随着选举进程的推进，美国国内的反华氛围会进一步加强，外溢效应不可避免地会扩散到韩国等美盟伴国家。这可能会引发韩美之间的联动效应，导致尹政府的对华态度也随美国氛围而变化。另一方面，特朗普当选可能性的存在固然迫使韩国试图通过缓和对华关系以化解风险，但他一旦当选，其对中国造成的竞争压力与拜登任内相比，恐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他威胁在当选后可能向中国征收可能超过60%的关税，在韩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些研究机构建议，若特朗普当选，韩国企业应避免进入中国市场，做好应对中国经济通缩和出口倾销等问题，⑱这无疑会对中韩经贸合作开辟新局造成不利影响。
三是半岛紧张对立局势加剧不利于中韩关系改善。进入2024年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对立之势有增无减，先是朝鲜在年初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朝韩事务机构，而后便是美韩3月举行“自由盾牌-2024”联合军演针锋相对。5月下旬起，朝鲜以报复韩国保守民间团体向朝飘送反朝传单为由，数次向韩国飘送大量垃圾气球，韩国政府随即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并预计下半年和美国举行规模更大的联合军演。6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俄朝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中规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援助。韩国对条约的签署反应激烈，并与美日共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此背景下，中韩关系转圜的进程将不免受半岛紧张局势的波及。诚然，韩国战略界存在呼吁恢复和重视韩中在半岛问题上战略沟通的声音，但是依靠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边合作来增强对朝威慑仍是主流言论，甚至还有建议韩国放弃寄望中国发挥影响以引导半岛无核化的尖锐言论。半岛局势和中韩关系互为依托，在保守阵营执政下，半岛局势的恶化只能进一步刺激韩国政府向美日靠拢，迟滞中韩关系缓和的进程。
四是韩国国会选举结果只能制约而不能改变尹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韩国国际问题专家文正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尹锡悦之所以推行重视美韩同盟、美日韩三边合作以及强调自由、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的所谓“价值外交”，与他的个人信念有关，即他想成为21世纪普世价值的斗士。⑲正如尹锡悦所说“就算支持率跌到1%也要改善韩日关系”一样，尹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亲西方的价值观，而非基于民意，遑论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自他上任起便一直存在。⑳而且根据韩国的政治体制，国会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有限，外交决策权仍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总统手中。相较于内政，外交反而是尹锡悦能继续贯彻自己理念的主要政策领域，所以期待尹政府在对外大政方针特别是对华关系上进行大幅度调整恐难实现。此外，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共同民主党虽然批评尹政府的对华政策对韩国经济造成了损害，但在加强美韩合作的问题上，执政和在野两大主要政党意见一致。因此，即使在野党凭借国会优势，对尹锡悦较为激进的对华言行进行有限的“纠偏”，但韩国现行外交政策在尹的剩余任期内仍将大概率继续执行下去。
四、结语
今年是中韩建交32周年，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中韩关系总体发展顺利、富有成果。然而，尹锡悦执政后，受国内政治保守化和美国战略利诱的双重影响，韩国的对外政策转向“亲美疏中”，使中韩关系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值得观察的是，自去年下半年起，受中美关系、美国大选和韩国内部政情民意变化的影响，尹锡悦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弦易辙的迹象，中韩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始呈现恢复的态势。但仍需认识到，尹政府谋求对华关系转圜更多只是一种外交战术调整，受中美竞争全面化、美国大选期间对华强硬声浪抬头、朝鲜半岛局势趋紧以及韩国国会对外交政策影响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中韩关系改善的前景还存在不确定性。不过，中韩毕竟是重要邻国，建设和平稳定、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都意义重大。中韩双方均应尽力呵护并维持两国关系转圜的势头，首先要防止关系继续恶化，继而谋求提升关系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中韩应充分利用此次各领域沟通和交流全面恢复的契机，提升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厚植民间友好往来的土壤，使双边交流合作能够排除各种内外干扰，向造福两国人民的方向行稳致远。
注释：
①Soyoung Kim, Ju-min Park & Hyonhee Shin, "Exclusive: South Korea's Yoon Opens Door for Possible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Reuters, 2023.4.1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s-yoon-opens-door-possible-military-aid-ukraine-2023-04-19/。（访问时间：2024.6.20）
②이정남，“2023년한중관계:전환기에직면한한중관계의도전과과제”，김한권，『2023중국정세보고』，서울：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구소중국연구센터，2024년，p.213.
③赵欣悦、袁勃：《李强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人民日报》，2024年5月27日，第1版。
④朱锋：《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再评价与中美关系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2期，28页。
⑤김한권，“미 · 중대화국면의의미와한중관계에대한함의：동맹과‘전략적자율성’의경계”，『주요국제문제분석』，2023년제20호，p.26.
⑥이면우，“미국의대통령선거전망과한국의대응방향：제2차세종특별정책포럼2024요약정리”，세종포커스，2024.4.5，https://www.sejong.org/web/boad/1/egoread.php?bd=1&itm=&txt=&pg=1&seq=7670。（访问时间：2024.6.22）
⑦사설，“미대선‘트럼프재집권’가능성면밀히대비해야”，『경향신문』，2024.1.24.
⑧한국갤럽，“한국갤럽데일리오피니언제580호2024년3월4주”，2024.3.28，https://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1470。(访问时间：2024.6.25)
⑨Christian Davies, "Is South Korea’s economic miracle over?" Financial Times, 2024.4.24, https://www.ft.com/content/b34e8bc8-9f78-45c8-a15b-3df9cdfd858f。（访问时间：2024.6.25）
⑩박민희，“고장난‘윤석열 GPS 외교’…국익대신 미일만보고표류”，『한겨레』，2024.5.7.
⑪사설，“무기력드러낸대중국외교，돌파구찾을노력은하는가”，『중앙일보』，2023.11.29.
⑫이소연，“중국에대해어떻게생각하시나요？”，한국리서치，2024.2.7，https://hrcopinion.co.kr/zh-CN/archives/29001。（访问时间：2024.6.28）
⑬김한권，“한중외교관계30년：회고와전망”，『국제.지역연구』，2022년제31권제2호，pp.67-68.
⑭查雯：《大国竞争升级下对冲战略的瓦解与延续——以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为例》，《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21页。
⑮Chen-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165.
⑯[美]J.詹姆斯·金着，石延芳译：《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间的选择》，《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30页。
⑰최우선，“국제질서와한국의전략：명청교체기와미중경쟁시대의전략”，『주요국제문제분석』，2023년제34호，pp.23-24.
⑱김현범，“美대선트럼프당선시경제정책변화및영향전망”，IBK Issue Analysis，2024 년4 월호，p.7.
⑲陈沁涵：《文正仁：中韩对双边关系理解不同，尹政府不应为价值观牺牲国家利益》，澎湃新闻，2023.7.12，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12897。（访问时间：2024.7.1）
⑳詹德斌：《朝小野大，韩国政局的变与不变》，环球网，2024.4.12，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HM6XvG0I89。（访问时间：2024.7.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0月号，总第322期，P9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