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19 00:11:17

　　中评社香港7月19日电/5月25日，香港房屋委员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收紧公屋“富户政策”，要求公屋户从入住公屋起，每两年申报是否在香港持有物业，以加强打击滥用公屋的行为，此项新政将在今年10月正式实施。这次加辣措施被认为是针对早前震惊全港的蔡天凤烹尸案，该案件除了灭绝人伦道德而使人毛骨悚然外，其所揭发的主谋兼死者前家翁邝球购入豪宅却仍能坐享公屋的细节同样引人瞠目。公屋在寸金寸土的香港是极为宝贵的房屋资源，而如今非但没有帮助到最需要的人、还被肆意滥用，且类似邝球的富户钻空子案例并不罕见，只是芸芸公屋乱象中的冰山一角。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通过对香港社交媒体的舆情数据以及各官方机构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现有的公屋制度不利于公屋资源被最大限度地使用和发挥效能，富户滥用公屋、住户子女世袭公屋等此类关乎公屋使用率与流转率低的情况，都是在社会已形成广泛共识的有关公屋乱象的主要疑虑。政府在加强对公屋富户资产审查及滥用公屋行为打击的同时，还需全面检视当前公屋资源未能获得充分善用的主因，加快搭建帮助公屋住户上流的置业阶梯，令公屋单位能切实优先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如图1所示，5月25日，房委会通过加强滥用公屋、优化富户政策及加户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引发有关公屋富户议题的舆情声量与关注度急增，继早前蔡天凤案揭发有公屋富户隐瞒巨额资产形成热度峰值后再度升温，其声量更飙至近6年半以来的第二高位，仅较房委会于上一次通过（2016年12月）修订公屋富户政策（由入息资产两者皆超出才需迁出的双轨制改为入息资产其一超出即需迁出的单轨制）时稍低。

　　结合图2可见，蔡天凤烹尸案所引发的涟漪效应，触发香港社交媒体对目前公屋制度的负面情绪指数明显跃升，今年2月该指数创下自2016年底以来的最高峰值，而涉富户舆情在当中的影响力近几个月以来也多次飙至近30%的高位。不少舆论表示，像邝球这种非法霸占公屋资源的富户并不是少数，只是现行对公屋住户的审查机制过于宽松，才导致类似滥用公屋的现象能在法网之外大行其道。根据房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自公屋富户政策于2017年正式收紧以来，至今只有约3200个公屋单位因违反入息或资产审查的规定而被收回，但上述的执法数字明显与大多数市民的所见所闻相距甚远，更有观点表示在这种欠缺执行力的审查机制下，也难怪会出现公屋户秘拥千万豪宅的极端个案。

　　虽然针对邝球一案所暴露的公屋审查机制漏洞，香港房委会已迅速反应并对有关措施作出检讨调整，包括要求公屋住户每两年即申报一次是否在港持有物业、且将富户的“暂准居住期”大幅缩短至4个月，以及限制租户最多只能为1名成年子女加户以打击世袭公屋等，但这些安排显然不能有力打消香港市民对公屋制度的质疑。有舆论表示，政府不同部门分别掌握公屋租户名单以及在港物业的买家资料，认为政府完全可以主动出击，核对两份名单是否有重复，以揪出瞒报持有物业的公屋富户，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公屋住户每两年一次的自行申报。也有声音反映，部分公屋住户的在港资产虽无超额，但其于内地或海外却坐拥价值不菲的物业，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与其他真正困难的基层市民抢夺有限的公共房屋资源，但加辣后的富户政策却仍没有将这种情况纳入审查范围。

　　由图3可知，富户滥用公屋是香港社交媒体关注度第二高的公屋乱象问题，仅较管理不善、居住环境差一项低，而其平均负面情绪指数更是居于首位，足见社会非常关心此类牵涉公共资源分配的敏感议题。公屋富户现象看似是贪婪人性与监督审查之间的较量，但其本质上却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症结——现行的公营房屋制度没有使有限的公屋资源物尽其用。图3显示，其余关注度稍逊色的公屋乱象问题，包括部分公屋住户空置率高、非法使用公屋作其他用途、以及子女加户世袭公屋等，实质上也与富户滥用公屋的现象类似，是公屋使用率与流转率低这一核心弊病的不同表现面向。

　　如图4所示，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的公营租住房屋单位占比并不低，高逾28%，仅次于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荷兰。不过，尽管香港特区政府近十几年来大力投入对公屋的发展建设，但长长的轮候公屋队伍却不减反增、一直不见尽头，最新的平均轮候时间高达5.3年。虽然社会主流声音将此归咎于公屋的供应跟不上基层市民需求所致，但背后的原因真的仅此而已吗？

　　由图5可知，近20年来，香港的公屋家庭住户数目持续攀升，足见过去这些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的确在积极增加公屋的供应；但与之相对应的，公屋家庭住户在所有家庭住户中的占比却没有随之上升，一直稳定在约三成左右的水平。近年来少子化趋势加剧，导致平均住户人数下降、整体住户数量上升虽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公屋平均住户人数过去20年来较居屋与私楼更迅猛的跌势（见图6），反映了现行的公屋制度并没有发挥好使公共资源被高效充分利用的效果。

　　图7是2016至2022年公屋轮候册上一般申请者与非长者一人申请者人数变化，可见即使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透过行政程序取消了大批非长者一人申请的个案，但该类别个案却仍在整体个案中占据约四成的份额。结合图8可知，这群非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年龄中位数仅为33，若只对新登记的非长者一人申请者进行统计，其2022年的年龄中位数更只有26，较2016年时的28岁更低。而且，尽管在所有非长者一人申请者中，30岁以下申请者的占比2022年已从53%的高位跌至39%，但2022年新登记一人申请者中30岁以下人数的占比仍维持在55%的高位，反映每年仍有很多新的年轻单身申请者对公屋资源趋之若鹜。事实上，一满18岁即入纸申请公屋的做法，在香港社会并不罕见。这些年轻申请者在投身工作以前，虽符合政府规定的入息资产限额条件，但显然并非每个都需要或应该取得公屋单位。

　　结合图9可知，尽管30岁或以上的非长者一人申请者学历普遍偏低，但在30岁以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者中，却有一半以上都取得大专或以上的学历，另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专上学历。进一步聚焦这部分30岁以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者群体，发现尽管累计至2022年的所有申请者中，仅约28%的人职业为学生，但如果只看截止2022年3月过去一年新登记申请者的经济身分分布，学生申请者的占比马上飙升至68%（见图10），反映一成年即趁学生身分、尚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漏洞申请公屋的做法已为很多人所实践。

　　这些在申请当下尚为在读大学生的年轻非长者一人申请者，显然在社会的竞争力并不低，日后毕业投入工作后，大概率并不会沦为需依靠公屋资源维生的阶层。不过，部分人会以刻意躺平的方式以符合申请公屋的入息资产限额，而且房屋署只会每五年以抽查形式核实申请者的最新入息资产状况，被抽中的申请者也只需在核查当下满足相关要求即可，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并不需住公屋却获派公屋的漏网之鱼。尽管，非长者一人申请者轮候到公屋的时间，比一般的家庭或长者申请者长很多，大部分人最后也不一定见得能入住公屋，但公屋制度的这一明显缺口，对于很多真正需要公屋却仍在苦苦等待的市民无疑很不公平。

　　除非长者一人申请者外，一般申请者（家庭及长者一人申请者）也不一定是我们所以为最迫切需要公屋的人士。由图11可知，上述两个类型的公屋申请者，分别有26%与17%的占比在轮候公屋当下已居住在公屋，另分别有14%与6%的占比的居住房屋类型为居屋。轮候公屋的现有公屋住户，不少人是出于挤迫户或家庭环境等原因而提出分户申请，但当中也有一些藉此漏洞滥用公屋的行为，例如夫妇为骗取多一间公屋而进行假离婚、或有住户在子女成年后为其加名世袭公屋等。这些住在公屋或居屋中的公屋申请者，本身已享受着宝贵的公共房屋福利，但他们却在公屋轮候申请中占据两至四成的份额，进一步加剧了公屋资源的内循环和内耗，拖慢了居住在劏房有更迫切需要申请者上楼的步伐。

　　图12对比了自2011年以来三种主要房屋类型的流转率变化，私人房屋与居屋的流转率主要体现有关房屋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公屋的流转率则反映公屋资源有没有被充分善用、以及目前的公屋制度是否有助于基层市民上流。可见，公屋的流转率远低于私人房屋的流转率，也较有一定商品属性的居屋流转率低。住公屋可以住一辈子的说法并非夸大，实际上只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公屋租户无法取得公屋单位的业权，只能透过申请绿置居或其他居屋计划的方式实现置业阶梯的上移。不过，政府每年所推出的居屋根本无暇应付超额数十倍的申请，很多公屋住户即便有心迁出也只能大呼无奈。

　　图13是近20年来三种主要房屋类型的每年建屋量变化对比，可见自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停建居屋外，即便8年后居屋计划获得重启，但居屋的每年建屋量仍然大幅落后于私楼及公屋。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基于优先满足最迫切人群的需要，因此明显向公屋倾斜，相对忽视对兴建居屋的投入。不过，正因为没有足够的居屋，才令宝贵的现有公屋资源难以被活化。公屋富户想搬出公屋却走不了，而劏房住户想住进来却只能苦苦等待，这些皆违背了特区政府政府希望能优先照顾最困难人群的初衷。

　　中评智库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本次收紧公屋富户政策，是全面检视、改善现行公营房屋制度的第一步。除了要加强审查机制、慎防公营房屋资源被滥用外，特区政府还需提供足够的政策诱因，以提升公营房屋资源的使用率与流转率。特区政府以往“重公屋、轻居屋”的政策思维，目前已不适用于解决房屋供应不足、劏房住户迟迟不能上楼的问题，只有打破公屋并非不够、而是未被充分善用的迷思，才能找到切实解决房屋问题的正确方向。

　　（记者：陈日嘉，分析师：杨力聪，工程师：吴悦柠，研究员：林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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