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15日电（中评社报道组）天津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两岸新时代交流协会理事兼学术研究中心主任何慧俐在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上发表题为“两岸中华文化与意义治疗的会通研究”论文。
以下是论文全文：
一、前言
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哲学，本质上可说是以安顿生命为主题的生命哲学。牟宗三先生在《生命的学问》自序中说：“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横剖的意识总是走向腐蚀生命而成为‘人’之自我否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为其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以“人”为本，不断探讨着生命的学问。
傅伟勋在《弗兰克尔与意义治疗法－兼谈健全的生死观》、《意义治疗与社会治疗》二文 中指出：西方的心理治疗与东方哲学宗教之间，具有会通发展、相辅相成的可能性。他由终极关怀的立场，将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连贯到宗教哲学的智慧，首先将弗兰克（ViktorE.Frankl）“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观念援用到中国哲学上，并做了创造性的变化，提出建立中国本位精神疗法的愿景，说明意义治疗如能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予以深化，即可以发展出一套中国式的精神疗法，而使这三家哲学有了现代化的诠释，能展现中国传统哲学更为积极的一面。
本文试图将学者们在中华文化与意义治疗的融合现况上作一疏理，期能借此抛砖引玉，使更多学者能关注并延续此方面的研究，进而建构出完整的属于中国本土意义治疗的理论体系。
二.何谓意义治疗
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正可当作一种广义的意义治疗。傅伟勋认为：“广义的说，意义治疗不啻是一种精神疗法，它毋宁是人人可以应用的自我精神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培养适当可行的现代生活智慧，建立健全的人生态度。而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经由适当的现代化，也可以当作一种广义的意义治疗，供给任何常人自我分析的精神资粮。” 传统中华文化中的思想，实蕴含着意义治疗的因子，值得将其系统化以助世人。
弗兰克“意义治疗”的理论，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命题：
1.意志自由：
弗兰克认为：“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可剥夺”每个人都有追寻意义的自由，同时还具有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自由。
2.意义意志：
弗兰克说：“对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着重的唯乐意志，和对照阿德勒心理学派所着重的并称之为‘争取优胜’的权力意志，我提出了意义意志” 只有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才是人的主动追求，凭借意义意志，人们才会寻求并发现一种超越其生存的更高的独特生命意义。
3.生命意义：
弗兰克提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即使是面临痛苦与死亡，只要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待，从中也能追寻到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获得、发现自身的生命意义：
(1)创造性意义的实践：人借创造和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创造性价值，并感悟生命的意义。
(2)经验性意义的实践：通过体认价值，使人感受到自己能做些什么，从而在发挥自身潜能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意义。
(3)超越性意义的实践：人完全可以从自己所选择面对痛苦的态度和立场中，为自己开辟一种全新的人生选择，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
而意义治疗的具体方法，有如下三个途径：
1.意义分析法：
帮助当事人找到其应投入的事业、应建立的人际关系以及应实现的人生价值
2.矛盾意向法：
帮助当事人消除不确定的害怕或恐惧心理障碍，从而在精神上超越自我和现实，发现新的生命意义。
3.去反思法：
努力改变或转移当事人的关注焦点，重塑当事人的生活重心，将其注意力引向他人或自己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人生乃是一种使命的体悟，如就更深一层予以透视，则必需建立在超越诸般现实生活的所谓“终极意义”上面，弗兰克认为，人生是一种任务课题，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
弗兰克所提出来的意义治疗，与中国的儒道佛文化思维，正有许多相互融通之处。
三、中国古代思想与意义治疗的会通
傅伟勋最早将弗兰克的“意义治疗”引用到东方的哲学上，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使中国哲学与意义治疗有了接轨与融通。中国传统的心性学，包括儒家、道家与佛家，皆重在生命意义的抉发，可说是意义治疗的大宗。
有关意义治疗学的论述与开发，林安梧自道：“我之接触生死学、意义治疗学，可以说是受到傅伟勋先生的启发最多。” 林安梧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都强调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正隐含着一套十分可贵的治疗学思维，非常值得加以阐发。据此，林安梧提出中国文化传统衍伸出来“意义治疗学”的三个向度：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从“我，就在这里”开启，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从“我，回到天地之间”开启，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从“我，当下空无”开启。儒、道、佛三家之诠释系统虽然有别，而在当下具体实践上却能相通。
在学界的研究中，以“治疗学”为探讨主题，曾经逐渐形成脉络与架构，分述如下：
(一)儒学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儒家思想是一种能指导现代人安身立命，而且可以修己安人的价值系统。诚如牟宗三所言：“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 ，儒家所强调的道德实践、心性修养的优先性，此中实隐含着治疗学的思维。
孔子所倡导的仁道，是儒家探索终极真理的途径与方式。曾昭旭言：“分析地说则可分为两端，一端是以存养纯粹的道德心为主的，我们可以称为‘内圣学’或‘良心教’，另一端是以无穷地创辟道德世界为主的，我们可以称为‘外王学’或‘人文教’。而无论是良心教、人文教，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要有效解决人生中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冲突，以成全人之所以为人，亦即体现那普遍唯一的终极真理。” 儒家型的治疗学即是在此基础下，围绕着“人”生存在的意义，向着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而开展，借着“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而成己成物，以成就道德生命的实践。
傅伟勋在《弗兰克尔与意义治疗法──兼谈健全的生死观》一文中指出：“弗兰克尔曾在《医师与灵魂》一书中说：‘实存分析教导人们把人生看成一种任务或使命。’弗氏此说与孟子的性善论及正命说不谋而合。弗氏的意义意志类似孟子在人性的高层次肯定超越自然本能的本然善性，而他‘人生乃是一种任务’的实存意义观，亦会通着孔孟以来儒家所体认的正命或天命，亦即‘人生是天赋善性所不得不弘显的道德使命’” 弗兰克所说“人生是一种任务或使命”与孟子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可看出二者相会通之处。这也正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意旨相互呼应。
唐君毅认为孟子学的精神在于兴起心志以立人，唐君毅言：“吾对整个孟子之学之精神，遂宛然见得其中有一‘兴起一切人之心志，以自下升高，而向上直立之道’，自以为足以贯通历代孟学之三大辨中之意旨。斯道也，简言之，可姑且名之为‘立人’之道。” 唐君毅从对孟子学为心学的肯定出发，且特别重视心的自发性，强调孟子的“即心言性”，近于王阳明以“心即理”释孟子的立场。
林安梧经由唐君毅《人生之体验续篇》书中的论述，将其转化而提出所隐含“儒家型的意义治疗学”，其实是一个道德的觉醒。把任何的悲苦，任何的不顺通过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往上提升而上遂于道，由这个道体再开启一个生命的动力。这样的方式是以“我，就在这里”的论式而展开的。这当下的承担其实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当仁不让于师”。 儒家生命所追求的意义是来自于生命最底层的忧患和关怀，而这忧患和关怀是上透到“天道性命相贯通”。
傅伟勋对于宗教上的生死智慧，特别以王阳明被贬官贵州龙场驿，在真正面临生死交关时的悟道为例证，说明王阳明在整体儒学发展上有其独特之处，与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虽避开了毒气室死亡关口，却也因饥饿体弱而身染重病，数度在垂死边缘挣扎的生平极为近似，他们的生命都曾经遭遇过极端的苦难历程而存活下来，在心境的体悟上，与孔孟儒学和朱熹理学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本体实践学”的体验和领会，是儒家意义治疗的重心。
(二)道家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林安梧认为“道家型的存有治疗学”是以“我，归返天地”而展开的，也可以说就是“我，归返自然”，天地自然就是常道。道家把人放回自然天地，用这自然天地的和谐性、调节的力量，让个人生命如同安卧在母亲的怀抱，因此而获得照顾，使人与万有一切的纠葛能全然放下而得到成全。道家的重点不在主体能动性的承担，而在经由一个反思的活动，回溯生命自身，让自己照亮自己，当能够照亮自己时，即同样可以照亮世界的人、事、物，在此过程中，即能体会：世间最好的善，并不是以善去对峙恶，而是以善化解恶，让善与恶能恰当、和谐地相处。 道家让自我归返天地，也因此使自我的动能，发挥到了极致。
袁保新的研究中，援引了西哲“治疗”的精义，正式提出“文化治疗学”（Therapeutic of Culture），袁保新言：“‘文化治疗学’（Therapeutic of Culture），是我为了征定老子哲学的现代性，所自铸的一个名词。它主要在表明两点，一是老子的形上思想和西方形上学不同，它所关怀的‘世界’，是以人作为行动中心所辐射出去的‘价值世界’，而非顺‘对象之一般’（object in general）所指涉的存有物世界；而另一是老子哲学应‘周文疲弊’这一机缘而发，其与儒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智慧、精采全在于此批判、治疗，而非积极的建构。” 老子的哲学所关心的，乃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世界。
袁保新认为道家的论述中，隐含有治疗的作用。其言：“老子哲学虽然是针对春秋时代以降‘周文疲弊’这一文化现象而发，但是只要人存在世上一天，文明的创作不可能离开天、地、人、我所提供的活动场域，那么，由文化失调所导致的价值失序、世界观危机，就随时需要老子这种奠基在存有学洞见之上的文化治疗学，一方面将人类心灵从某种价值的偏见与独大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为僵化、停滞的文明重新接上活水源头。” 乃以哲学思考的角度和人文的关怀出发，掘发老子哲学对人心与社会的治疗作用，以文化治疗学的方式，呈现老子思想的现代化意涵。
对于“庄子治疗体系”的建构，高柏园有一番统合性的创论：“庄子的治疗体系基本上的进路并非采取积极的建构方式，而是采取一消极的解构及超解构方式加以进行。……庄子乃是针对已有之相关身体、语言、社会共建之意义或是‘实在自身’之种种论说或体系，进行后设性的反省，经由消除其中之偏执，完成其对所有论说或系统之安顿，亦即完成了对人心灵之病痛的消除，由是完成了心灵治疗的目的。” 高柏园试图指出现代人心灵困惑之所在，而以身体观、语言观及心灵开放三个面向，呈显庄子思想中的心灵治疗体系。
王邦雄对于儒、道两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有如下的诠释：“有了儒家的修养，身心灵同步成长，人就不必自我膨胀，而可以‘仁者安仁’；有了道家的工夫，身心灵得到了安顿，人就不必自我悲怜，而可以‘道法自然’。儒家担得起，道家放得下，二者微妙的结合，而产生了生命人格的平衡与成长。 王邦雄认为儒、道两家，是指导当代人身心安顿、获得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智慧。依循儒家的修养，可使身心灵得到成长；经由道家的工夫，可化解身心灵的困顿，二者结合，可使生命获得智慧、化解危机，进而完成理想。
吕锡琛则结合弗兰克的意义治疗学理论,发掘道家的意义治疗思想和心理健康智慧。她认为道家注重养德调心、心德互养，在意义治疗的思想上，体现在几方面: 返璞归真,因性而为;“为人”、“与人”,超越自我;不与物迁,宠辱不惊;清心寡欲,不为物累。她将心理治疗与精神层面的意义治疗和道德修养紧密结合,期许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学。 吕锡琛经由对庄子原文的爬梳，以及对意义治疗思想的结合，认为人们应当要自觉地追寻人生的意义。
(三)佛家与意义治疗的会通融合
林安梧提出“佛家型的般若治疗学”强调回到意识本身，没有执着与染污。当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诠释解析的活动，这时是一个圆融无碍的我、当下空无的我。“我，当下空无”而回到一个真空的境地，让其它的存在事物，烦恼如其烦恼彰显，智慧如其智能本身。佛教讲“如来”就是来去自如，来而不来，去而不去，这就是来去自如。由于彻底地放下，生命显得彻底从容，因为没有任何挂搭、干扰与痛苦，而这时候会生出一种非常强的实践勇气，任何世俗的荣誉、名利乃至生死，通通干扰不了你，如是而实践之，就能够因此有一种很强的生发力量。 佛家以当下空无的我“自净其心”,使人能获得稳定的心理和生理的力量，继而产生从容自在的生命能量。
林安梧认为，儒、道、佛三者连在一起谈，儒家强调“主体的自觉”，道家强调“场域的和谐”，而佛教强调“意识的透明”。 王邦雄认为：“东亚的儒教，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王道文化，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开放心灵，可以尊重与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虽以儒学为主流，而与其一体并行的却是‘虚静观照’与‘有生于无’的老庄思想，与‘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禅门教义。”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中心是所谓儒、释、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来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上。” 由是观之，儒释道的思想，对于人的生命，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
四、中国意义治疗学的建构
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论述语言中，虽然并无“治疗”一词，然而在中华文化思想中所蕴含对生命关怀的情调，正是在寻求安身立命之道，掘发此层内涵，将哲学文化的思维援用进意义治疗之中，则可以形成中国哲学现代化诠释与应用的新风貌。
弗兰克言：“意义治疗认为人最在乎的是圆满生命的意义，不仅只想满足欲望及本能而感到满足与喜悦，不仅想调解本我、自我与超我需求的冲突，也不仅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与调整。” 项退结认为：“弗兰克的信念是：人的基本意义既非如佛洛伊德所云的快乐，亦非阿德勒所云的权力，而是在超越自己，找到一个比自己更高的生活目标；权力祇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快乐是超越自己时所发生的副产品。因此，把快乐本身当作目标，反而得不到快乐。只有追求一个超越自己的目标，人才会真正得到快乐和满足。” 可见意义治疗注重生命意义价值的追寻，正与中国哲学文化思想的内在生命情调不谋而合。
每个时代的哲人，通常是经由忧患的心灵来感受人生，深刻体会个人生命所面对的艰难，进而发现时代的困境，从而去思辨探索如何解决人生的苦难，并为所处时代的生命寻求身心灵的出口，且引领大众如何在天地之间获得安身立命之道。现代人生存在多变而复杂的环境，生活面临极大的压力。如何能在逆境中活出顺境、在生命的缺口处找到幸福的起点，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
企盼通过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和弗兰克意义治疗学的有机结合，能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早日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意义治疗学”的体系，并能对当代世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价值，使现代人能成就“无入而不自得”的豁达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