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两岸关系从过去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对峙，转向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这将推动两岸相互政策决策由过去的少数政治精英完全主导的“密室”政治过程逐步转向两岸公众可以参与的公共政策过程。虽然由于两岸关系存在历史遗留的特殊性，高层政治决策仍将扮演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两岸各社会阶层、各利益群体及其组织、各种社会舆论正在两岸和平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重要的角色。①越来越多的两岸政策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各种智库、各方人士的意见，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意政策效果的评估和政策客体的回馈。而且，由于两岸事务多具有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综合性，使得政策决策主体常常不是单一部门，而是由多部门、多区域进行协调作业。再有，两岸政策环境深受两岸内部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这些新形势、新问题告诉我们，如果再将两岸双方都看作单一性决策单元，很难应对日益复杂、动态多变的两岸共同发展新局面。过去十多年来，关于两岸互动、两岸统合与统一模式的研究文献虽然已经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和前瞻性主张，②但是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关系研究还需要继续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等新路径和新方法，才能补足过去很多宏大理论模式存在的疏漏和短板。毕竟，宏大理论模式的优势在于宏观结构分析，弱点在于中观过程和微观行为研究。对两岸相互政策决策这一中观的政治经济过程的研究，上承宏观结构变动，下启微观政商行为，就是我们两岸政治经济政策研究的着力点。本文从考察大陆对台经济决策开始，总结具有两岸特色的政治经济政策过程，初步探索一种基于两岸特色政策过程的“两岸特色论”中观理论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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