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概念与偷换概念
「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与特区关系可以说到现在还在探索之中。一方面，虽云《基本法》已经就此定了框架，但是至今李柱铭之流依然坚持香港拥有「剩余权力」，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中央一概不管。事实上，「剩余权力」是联邦和邦联等制度的概念，源于各本来是独立的邦国，把部份权力上缴给联邦或邦联政府，没有明确上缴的剩余部份，在美国便归州政府，并非联邦政府所有。李柱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剩余权力」，当时便被驳倒。因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英国归还主权给中国政府之后，中央再通过《基本法》，把一大部份权力下放给特区政府。在《基本法》没有明确下放的权力，全部为中央所有。但是反对派从来都不注重《基本法》，随意用某些人的「法律权威」地位，顺着某些群众故意胡说八道，而传媒又广为传播，谎话说了多遍，便好像成了真理，一波接着一波地不断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
类似的梦呓最新版本是「香港是飞地」和香港享有「次国家(subnational) 地位」。「飞地」(enclave) 是于外国属土内之土地，一般的理解是跟殖民地差不多，如回归前澳门在英语报导时一般称之为葡萄牙飞地，中文则极少用这名词。港澳回归多年，竟然还是「飞地」，岂不奇哉怪也！再说，今天香港如果是「飞地」，究竟是那一国的「飞地」？反对派抛出一个偏辟名词，主流传媒中没有反驳的声音，慢慢又可蒙混过关了。至于「次国家地位」，则更具创造性，不知出自何经何典，不但《基本法》所无，连正规的英文字都不是。不过因为源于大学教授和行政会议成员，当然有其「权威性」了。于此可见，反对派是不会放弃，千方百计的要把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名义之下，改变为独立政治实体的。他们与台湾的独派，本质上毫无分别，行动上互为犄角，都是为了要从母体分离。
「释法」与「干预」
在另一方面，中央对「一国两制」具体如何实施，也作了十分曲折的探索。一开始，因为「一国两制」于上世界八十年代初提出时，许多港人信心不足，怕共产党干预，中央决策层很多也认为「一国两制」的体现，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不干预。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大不谓然，于一九八四年就指出「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
回归之初，人心未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不管，「少管就是管好」。九七年八月底，特首董建华在深圳首次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会面。廖晖表示：「国务院港澳办将帮助沟通特区政府同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关系，做好守门员、联络员和服务员，为特区政府，为香港公众服务。」这番话很形象的反映中央的政策，开始时更守得像铁门一样，甚至连游客也不准来港，弄到旅游业叫苦连天。
回归至今，反对派认为中央对香港进行干预的事例，是人大多次释法。他们甚至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停要求人大承诺以后不再释法。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过两次释法和一次决定(一般通称为三次释法)，分别为九九年六月就居港权事件，规定港人内地婚生子女出生时，父或母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才享有居港权；第二次释法，出现在二○○四年四月。基本法附件规定，二○○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及备案。当时，「二○○七年以后」是否包括二○○七年，「如需修改」是否一定修改，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结果，人大裁决，前者定义包含二○○七，后者应理解为「可改可不改」，○七○八可扩大选委会和增加议席，但不实行普选。○五年四月第三次释法，补选特首任期明确为「剩余任期」。
这三次释法，都是对香港政治和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和有利的合法行动，而且都是应香港要求而作出的，实际上难以理解为干预。事实上，世上有明文宪法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是英语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都有释法机制，而且大都由立法机关拥有最后解释权。反对派在此大造文章，并非无知，也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系统的打击中央权力，目标是如以上所述，要达到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中央对于释法，一方面是坚持依法行事，同时对无理的反对，坚持对话和寸步不让。问题是香港主流传媒的话语权长期为反对派所垄断，再加上他们的一些只懂英国式普通法的「法律权威」有意的扭曲，中央合法、合情、合理的释法行为，在香港反而成了理不直、气不壮的「干预」。
这种正气不彰的不正常状态如不纠正，是非黑白便会长期颠倒，香港的社会气氛不可能正常，这反而是中央应该积极进行干预的地方。到今天，问题已经十分明显和严重，要考虑的并非要不要干预，或者应该与否，而是如何依法干预。许多人一听到「干预」，便联想到行政干预。这是《基本法》所不容许的，而纵使在内地，舆论讲求导向，行政干预日少，也日趋失效。在香港，舆论导向并非事事微调，因为中央除了自己在港两份销量不高的报纸之外，根本不可能进行微调，而且这样做是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事。要扭转香港社会病态的风气，并非简单的舆论导向，而是正面向香港广大市民作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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