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中国对待国际机制的调整与转型
今天来审视国际秩序和安全机制的问题，不能忽视全球化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全球化尽管有许多的弊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带来一些新的积极的方面；包括对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考虑，需要有一些新的选择和视角。
在全球化背景下
凸显了国际机制的作用
从全球化对国际机制的影响角度来说，应该说是凸显了国际机制的历史作用，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我认为如果把全球化和国际机制联系起来考虑，这是最明显的特点。具体在这么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个是其数量要比原来大大地增多了。今天我们讲的国际机制的数量，比冷战前要多得多。
再一个特点就是领域广。原来我们谈国际机制，往往就是谈到比如联合国的安全机制，谈到世贸组织这种经济机制；而现在的领域，已经扩展到了很多非传统安全的领域，比如毒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新拓展的领域。
第三个表现就是其力度大了。尽管国际机制的弊病、不公正方面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总体上讲，现有的国际机制对于各国的国际行为的制约力度，是比原来要加大了。你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但是事实上在制约着很多国家的对外行为。比如像军控机制也好，人权机制也好，实际的制约力度很大，不是说可以不听、不管、不顾，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表现就是共识相对增强。今天对国际机制仍然有分歧、有争议，但是共识在总体上来说是在增强。比如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机制、维和机制可能非议要多一些，而尽管如此，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合下，其共识还是在增高。这种表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就更为明显。
这是从特定角度说的，争议暂且不论。
国际机制作用得到凸显的三方面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国际机制作用凸显的现象？我觉得一个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考虑，一个是从国际机制自身的角度考虑。
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说，全球化实际上把人类相互依存的东西连接起来，就是说全球化更强调人类的相互依存。在这样一个人类都必须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共生共存呢？这样，国际机制的作用就突出了。
而从国际机制内在的属性来说，国际机制倡导什么？为什么会在今天受到重视？就在于其自身是强调对话与合作的。一讲国际机制，就是若干个国际行为体通过对话、合作，形成一个相对有约束力的条文也好、条约也好、框架也好，在不同的领域约束大家的行为。这是一个对话的结果、互动的结果。所以，国际机制这种内在的属性，使得它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其作用，有提升的可能性。
还有，国际机制本身是法制的原则在国际上的一种体现。比如说，它事实上就强调了国际法规的作用，祇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在考虑国际机制与建立秩序上有颇大变化
具体到中国，中国对待国际机制是什么态度？今天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我觉得是应该思考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对待国际机制方面发生了一些转型，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这种转型，表现为我们原来对国际机制从抵制、拒斥，现在到认同、融入。像人权机制、军控机制、维和机制，转变是非常突出的。军控机制从七十、、八十年代的百分之十以内的加入，到现在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加入。其实这个军控机制对我们国家自身的利益来说，不是没有损失的。比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也是经过全面、反复的利益权衡，不仅是利益角度，还包括声誉等等方面。最后我们加入了、签署了。但是如果单单从原来的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是有损失的。资料表明，美国在核试验方面是一千多次，苏联、俄罗斯是七百四十多次，中国祇有四十五次。就是说，签署这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事实上是约束到或者说影响到中国的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祇有四十五次的经验数据，而美国有一千多次。最后我们加入了，我们愿意受到这个国际机制的约束，这确实表现出一种转型。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参与国际机制，往往举中国在军控方面的这个例子。而且我们不仅加入，中国人大的批准率比一些国家还要高。
至于人权机制，我们尽管每年还要与美国还有对话甚至是矛盾、斗争，但是我们对于人权机制，也基本上从原来的完全拒斥、批判，转向一个融入。虽然有保留，但是转向融入。这个转型应该说是比较大。像维和也是，我们现在是整编制地往外派，而不是个别。
就是说，这个转型的力度非常之大，从原来的对抗、抵制，到现在的认同和介入，这个转移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型，就是因为在观念上发生变化了。由原来的纯粹的代价、利益的考虑，开始加上声誉的因素。就是说中国现在考虑这些机制的时候，不再像传统上一个是用意识形态的眼光，一个是利益的考虑，仅仅是这两点，现在我们已经跳出来了。不是说这两点不需要，而是不够，因为在根本点是还是要考虑国家利益的因素，有时还是要体现意识形态的选择，但是也有些时候开始新的角度了。就是现在老是讲的，中国要考虑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声誉因素从归根结底的角度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利益，但是暂时把利益因素弱化掉了；而从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可能最终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长远利益的。目前不直接提利益因素，而是提出仲介的变量－－声誉因素。我觉得，这都是表明我们在国际机制方面的转型。
由此必然导致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的调整。我们过去强调建立国际秩序，基本是针对旧的国际秩序，要求我们采取相应的办法，就是革命性的。不仅是表现革命性的批判，而且变现革命性的摧毁。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现行机制，首先表现为一个融入者，然后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批判者。我认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我们也发生了一些调整，不再扮演过去国际社会对我们非常熟习的那种革命者的形象。
这种表现，导致国际社会的很多评论，也导致国内很多人的不理解，认为我们的政府现在非常右。但是我觉得，这种转型，这种调整，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与时俱进的表现。这对于中国将来融入国际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中国外交上讲多边主义，我们应该重视对多边的研究。其实，多边主义就是我们重视国际机制的一个具体体现。国际机制的前提就不是一国或者两国，而是多国互动的结合，体现的就是多边主义。
所以中国在外交上讲多边主义，也就是最近一年，这恰恰是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课题。如果把这个研究透了，对中国就国际新秩序的态度的转型与调整，就会有比较准确的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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