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核化、南北和解与南北和平统一是朝鲜半岛实现长治久安、确保和平与稳定的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当前首先要解决好前两个问题，特别是解决好无核化的问题，并使两者的解决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最终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
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
长期以来，东北亚地区许多国家间存在着众多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曾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紧张局势甚至武装冲突。近年来，中俄通过平等对话完全解决了双方的领土争议。但是，日俄之间的领土争议、中日韩朝之间复杂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仍然存在，其中多数争议要想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相当困难。这一问题构成了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
近两年来，韩日、中日之间的相关摩擦明显加剧，除岛屿归属的争执外，200海浬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划界，以及海洋资源勘探、开采等众多争议接连不断。围绕这些争议，各国的军事活动迅速增加（舰、机的部署与相互侦察与监视），民间舆论更是反映激烈。
对于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中国的主张是：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本着互利互让的精神，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加以解决，坚决反对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凡是可能通过谈判一劳永逸解决的争议应争取彻底解决 ；一些确实难以彻底解决的争议，可以先根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在找到妥协方案之前，双方首先要稳定形势、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因此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在上述方针政策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积极宣导的新思路、新办法。在当前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谈判中，双方虽然仍有较大的分歧，但已就“共同开发”的原则形成了共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只要中日双方能坚持这一正确方向，找到一致同意的可行方案，双方在东海问题上的僵局将被打破，广阔的合作前景将会展现。中日两国在共同开发上取得的任何突破，对地区内其他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缓解以至解决，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效益。
总的看，冷战结束以来，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地区内各国政策的取向是朝着反对或避免使用武力和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的。近年来，中日韩日间的相关摩擦加剧，主要原因之一是中日、韩日政治关系的严重恶化。因此，要想有效控制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处理好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将是重要的先决条件。中俄领土争议的彻底解决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关各国在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有些争议可望逐步得到缓解或部分解决；多数争议将长期存在；有些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为防患于未然，有关国家之间应尽快就相关争议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管理机制。
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对于领土争议，某些当事国企图引入外部势力的干涉，如日本就一直要求美国同意日美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给解决争议带来十分复杂、消极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保持中立立场并发出明确的信号，将有益于争议的缓解与解决。
地区安全机制
地区安全机制的问题是以何种途径在东北亚以至整个东亚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冷战期间，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以军事集团为基础的严重军事对峙，除军事冲突外，它所带来的最多也只是恐怖的和平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冷战结束后，地区内的安全机制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两霸军事对抗结束，大国关系得到改善，各种双边与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中美日俄四大国间双边安全/军事对话机制的建立和近年来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开展，对于发展新型地区安全机制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就总体来看，当前的东北亚安全机制仍处在过渡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复合结构，即大国协调制衡、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各国间的多边对话三者并存。根据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这三者分别代表了均衡、霸权与合作安全三种不同性质的安全模式，其作用也各不相同：前者最大；中间者次之；后者最弱，但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在合作安全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路途仍然十分遥远。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复杂多样，如地区记忆体在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大国关系仍起伏不定；长期存在可能触发军事冲突、造成全局动荡的热点问题；众多国家处于民族国家的成长期和转型期，民族主义上升；中韩朝三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及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美日军事同盟的进一步强化等。
展望未来，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上述三种不同性质安全模式的互动及其消长变化。为使其发展有利于维护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各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首先，应积极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六方会谈不断取得进展并积累成功的经验。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目标的实现，将赋予这一对话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为建立更多国家参加、覆盖更多问题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各国还应为建立地区“油气联盟”而积极努力。如果东亚各国能在能源安全这一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上实现多边合作，将诸多国家间存在的摩擦转变为合作，其意义将极为深远。当年欧洲煤钢联盟的经验与成就总是能让人产生丰富的想像力。
其次，为适应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有关国家应逐步实现双边军事同盟的转型，使之逐步从主要应对传统安全转向主要应对非传统安全，从军事组织转向政治/安全组织，并广泛开展与非盟国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各项安排中，军事同盟的作用应逐步下降而非继续强化，更不应像那些坚持冷战思维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多边军事同盟，作为防范中、俄的军事工具。
第三，应在新型大国关系 的基础上加强大国协调合作。这一协调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大国间的战略互信和地区多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地区内双边军事同盟的转型。为加强大国协调合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俄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将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中美日三国如能在保持第二轨道三边安全对话的同时，适时开展第一轨道三边安全对话（如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安全对话或中美日三国之间就更加广泛的议题开展战略对话），将使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取得十分积极的进展。
总之，地区内所有国家应在保持和发展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增加战略互信，加强安全对话与合作，积极解决地区内仍存在的热点问题和安全隐患，共同应对日益增加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只要各国携起手来一齐努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趋向和平与稳定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而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又必将促进整个亚洲以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1）中日“强强关系”的出现使双方的竞争明显加强；日本领导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更造成了双方高层接触的完全中断。当前的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处在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
（2）普京结束对美屈从外交并寻求恢复大国地位，使俄美间的摩擦明显上升。2006年5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立陶宛讲话中对俄国的尖锐指责及随后普京总统在其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美国的强硬回应，是俄美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
（3）中美之间一方面存在许多分歧，一方面合作不断加强；自2001年“撞机事件”解决后，两国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
（4）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时明确提出中美关系不仅应是“利益攸关者”的关系，而且应是建设性合作关系。布希总统对此表示赞同。
（5）美国担心半岛的统一可能对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带来消极影响；日本担心统一后的朝鲜可能亲近中国或更难打交道。
（6）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已与绝大多数邻国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争议。
（7）不互为敌人、对手而是成为“利益攸关者”；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以合作为主；总体关系相对稳定、平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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