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必须谈判的几个核心问题
国家利益按重要性可分为核心利益、极重要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
对中国来说，领土完整（包括台湾问题和东海问题）、主权独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等属于核心利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关中国的民族情感，属于极重要利益或重要利益；日本「入常」属于重要利益；遗留化武、慰安妇、历史教科书等属于一般利益。
对日本来说，「入常」是成为「普通国家」与政治大国的必由之路，属于极重要利益。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日两国关系极为重要，又是复杂多层次的，因此，必须用综合视角来处理两国关系。日本「入常」问题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方面，日本志在必得，而中国则非「志在必阻」，所以，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条件能为双方所接受？
笔者认为，制定条件必须符合「三个有助于」原则：有助于中国的总体长远利益、有助于泛东亚区域合作、有助于东亚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应该承认，最好是中日韩三国就广泛的议题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一揽子协议。但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些目标甚为困难，只能先选择居于核心、又有可能获得进展的议题进行。如果中日两国在核心问题上取得突破，扩展议题并延请韩国加入将是顺理成章之步骤。
分析林林总总的中日矛盾，中日间必须谈判达成协议的核心问题有三个：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问题。
一、历史问题包括日本历史教科书、慰安妇、遗留化武、民间赔偿等等，但突出表现为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十四个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行为远不仅是轻视邻国、刺激邻国人民的情感那么简单，也不单是不知反省历史，而可以说，其行为实质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以「文化特殊」为借口，挑战人类的普遍价值认识。所以才会认定那些发动、领导伺略战争而被判死刑者乃「为国捐驱」者，值得每年奠祭！能设想意大利总理以任何理由每年公开纪念墨索里尼么？能设想德国一边公开纪念希特勒一边申请当安理会常任事国么？一个蔑视人类普遍价值认知的国家、一个每年纪念法西斯领袖的日本「入常」，显然有违安理会所负的历史使命（安理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而世界和平乃建基于人类普遍的价值认知）。不妨说，日本首相的这种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战后日本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所以，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申请「入常」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一块试金石，日本政府可以、也完全应该在这一问题上有较大的作为，以取得包括邻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信任。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国内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存在不同的意见。显然，日本政府应当采纳有利国家长远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合作的那种意见，同时在引导民众上发挥作用。
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没有退路。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从防独、合作共赢、培养两岸共同身份几方面入手，出了漂亮的几招。
我们知道，对台湾问题影响最大的外来势力，美国之外就是日本。美国未必希望中国统一，它认为台湾问题只要是「和平解决」就行，但在阻止台独势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上，中美拥有共同利益。
日本呢？通过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周边事态法、美日共同声明等步骤清晰化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旦台海有事，将协助美国对付中国。如果说，上述行为因其预防性而具有某种被动性质，那么，日本的另外一些行为则是对台独势力的主动襄助：「日台议员恳谈会」与「日台友好议员联盟」两大团体成员对台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允许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在日召开年会，从而为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提供了论坛；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反对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等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允许李登辉访日。因为，李登辉是台独的第一象征符号，其晚年的主要「事业」乃是以各种方式全力推进台独、打压蓝绿两阵营内一切不利于台独的人和事。对这位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政府当然不希望看到他以任何借口出现在日本。
町村信孝外相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已表示，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考虑到日本曾经是海外台独势力的活动中心，考虑到这些年来实际发生的那些事，中国有理由要求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有约朿力的承诺。日本如果有决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三、东海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明显上升。中日两国已经分别着手在「中间线」两侧开采或勘探能源。如果继续「各行其是」地走下去，很可能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摩擦。
中国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本则反对，要求按「中间线」划分领水边界。而关于共同海域的划界，「大陆架原则」与「中间线原则」均为国际法所认可。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台却无法实际位有「中间线」与钓鱼岛之间的争议海域。中目前持比日本更克制态度，只是在「中间线」以西五公里处开采能源。如果日本继续固执己见，或帝国石油公司实施在「争议海域」开采资源，中国可能也会着手在「中间线」以东勘探和开采能源。对此，日本并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可以阻止。如果日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出现，那么，现在已到日本反思自己的立场、呼应中方「共同开发」主张的时候了。
共同开发比较困难，但非不可能。只要日本改变「独占东海一半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资源」的念头，双方坐下来谈，官民并举，就肯定会有可行的办法被设想出来。东海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利益分配问题，复杂利益的准确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人对利益的认识也在变。但是，只要双方持合作共赢之念，不纠缠于某一具体得失，在沟通与互动中寻找与扩展共识，在共同体感的增长过程中找到被双方能接受的解决的方案是可以预期的。
应该说，合作共赢是最佳结局，也必定有助于集体身份的形成，东海问题甚至可能成为亚洲版「煤钢联营」建立的契机。但是，如果日本坚持现实主义立场，中国可能会说：现在解决东海问题，比几十年后用现实主义方法解决对日本更有利。
顺便提及钓鱼岛争端。钓鱼岛本身可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东海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奴果东海问题解决，钓鱼岛问题也就顺带解决了。
结语
毛泽东、周恩来一九五○年代就从民间关系入手，为发展中日关系打基础。邓小平则说过，中日友好超过了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与大平正芳穿越了巨大的国内障碍，甚至扛住了对其生命的威胁，这才有后来两国关系的飞跃与提升。小泉首相作为一个个性突出、强烈渴望为国家做贡献的政治家，己意识到「二、三十年后，日中友好是最重要的」。「发展日中友好非常重要，要仅有利于两国，而且对亚洲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可见，双方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存共识。这是处理两国关系、使之朝着「三个有助于」方向发展的必要前提。
对中国而言，既然无条件反对日本「入常」的选项不可取，「有条件赞成」是合适的选择，那就不应消极应对，继续以往的「冲击──反应」模式，而应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确定自己的总体战略与具体条件的上下限，然后根据情况适时行动，比较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并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的一个样板。所以，与「团结谋共识」运动的协调、对俄罗斯做工作、与美国联手共阻四国联盟等，本身都不应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之一部分，为的是以条件的上限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本「入常」的具体时间不可预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确定战略、从容面对」。
今年是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一个甲子的时间够漫长。欧洲二战中的敌手已摆脱了历史羁绊、实现了和解，成为区域合作的样板。中国无意永远反对日本「入常」，如果日本能以争取「入常」为契机，反省自己、转变行为、取得各国尤其是邻国的谅解与信任，在此基础上加入安理会，中日韩才可能走向全面的友好合作。而这，才是对二战的最好总结与纪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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