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论坛
2005年11月号,总第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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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核安全与中国的核战略

  王寳付: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和核政策
      的确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很特殊,即美苏试图建立核垄断,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核政策产生的过程,也很特殊 。

  现在我们说核政策是国家的大战略,可是当时在我们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我们老一代领导人在美苏封锁、垄断,肆意挥舞核大棒威胁别人的时候是怎么认识核武器的呢?

  毛泽东主席说核武器是用来吓唬人的。他说,核武器算甚么?同样也是纸老虎。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美苏那样,拿核武器去威胁别国,所以也就没有像美苏那样从实战的角度来规划核战略或核政策。

  美苏当年的核力量是水涨船高,其核政策也是针锋相对的,冷战时期两国的核政策是从实战的角度,不断调整核威慑和核实战战略。

  我们之所以核政策四十年不变,就是因为我们最初发展核武器就不是用来威胁别人、吓唬别人的。我们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主要是打破美苏的核垄断,中国是从自卫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的。

  中国的核政策也应该不断研究和讨论

  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核政策属于国家大战略的范畴,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像其它任何战略一样,核战略、核政策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如果那样的话,就用不着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核政策需要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讨论。美苏在冷战时期不断调整核战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即使在冷战结束以后,其他核国家的核战略也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发展。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核政策的变化和调整,都是有前提的。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国际形势有没有重大变化?我们的安全环境有没有根本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客观需求有没有变化?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而且,任何一个核国家的核战略或者核政策的调整,都不是由一个具体部门来确定的,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职权范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坚持把核武器当作一种不威胁他人、用于自卫的武器,其核政策从来都是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不可能由作战层面来?定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说,使用核武器的人,是定不了核政策的,恐怕任何一个核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明确的,因为这是政治决策。

  现在有些人对我们的核政策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西方对我们的核政策包括核武器的发展,批评也好,指责也好,疑问也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历史背景缺少必要的瞭解。

  其实,中国的核政策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包括“不首先使用”这样的非常重要的政策,这在国际核军备控制、核裁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像这样几十年始终坚持的重要政策,并没有得到西方核大国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他们认为这是口头承诺、只是说说而已,如果这么去看,那么核裁军从哪里起步、从哪里开始呀?

  我说,首先就是应该从这里起步。就是有核国家先做这样的承诺,尔后再往前走。如果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大国,连这样的政治承诺都不愿意做,核裁军怎么往前走?如何去推动?

  王在邦:美国只追求对自己更安全

  我说,往往是“恶人眼里无好人”。我们积极承诺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是把核武器是作为最后的一种自卫手段,是在实在没有办法了的情况下的选择。

  美国人追求绝对安全的单边心态,营造冷战后美国世纪的狂傲心态,大家都是深有感触。大家都觉得是美国把冷战之后的大好的安全形势,给葬送了。

  美国人绝对不是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的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对美国更安全的世界。而对美国更安全的世界,是美国要有绝对优势。

  小布什有宗教极端色彩

  美国要建立对自己更安全的世界,有两个前提。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不能让它们像当年苏联一样来挑战美国,让美国像冷战时期那样整天生活在一种忐忑不安的状态之中,美国要避免这个状态出现。

  美国人为甚么要搞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要防止这种状态出现。美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日益衰败的国家,他们的核武器早晚要淘汰掉;但是中国是一个日益崛起的国家,中国也有日益发展的核力量,对美国来说也是威胁。搞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让你失去对美国的威慑力。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先发制人”、核武器小型化。对于所谓“流氓国家”,不听话我就整你。结果是美国既能够控制到大国,也能让其他国家听话,他们有这么一种战略心态。

  这么一种心态的根在哪个地方?我觉得,小布什具有宗教极端色彩。在基督教里面,魔鬼与好人必然有冲突,而上帝的选民,就是来处置魔鬼的。美国人是上帝的子民,美国人就认为这个世界有魔鬼,他们就要这?做。

  这种具有极端色彩的宗教世界观,必然导致美国在世界上大搞同盟外交,拉一个打一个。而我们实行的是全方位外交,广泛发展友好合作。美国为甚么在朝鲜半岛不能放弃敌视?因为有一个同盟体系在那里。美国会不会最终同意搞一个东北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架构,与朝鲜彻底缓和下来,追求一种共同安全?现在看似乎不乐观。短期内美国人不会这么搞。为甚么对伊朗老是放不下?因为有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与阿拉伯积蓄的矛盾在那里,美国人想抓住以色列。只是在九一一之后,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才有所调整。所以,其外交思想就是一种同盟外交,就是一种片面外交。

  中国核战略是军事战略选项

  中国的核政策、核战略,我认为是军事战略的一个选项、一个部分,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部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要服从中国的总的安全政策,而总的安全政策还是要符合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和我们面临的国际安全的形势。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传统的核政策,还是有效的。我们的核战略的调整,要服从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的方针,服从于我们对安全环境的总的判断,需要周密论证,慎重实施。

  我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不能说是恶化了。冷战时期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前,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们的形势比现在恶劣得多。珍宝岛事件前后我们面临的外部安全形势多么严峻呀?那时候我们都敢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里有外交理念上的不同。

  郭震远:中国的大块头使之可以说不首先使用核武

  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块头。比如说,北朝鲜一旦有了核武器,并不会讲不首先使用,因为对北朝鲜来讲,常规的、生死存亡的威胁是现实的。对我们来讲,不存在一种常规的、生死存亡的威胁,现在和未来都不存在。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核的打击和面临的常规的威胁脱钩。我认为,这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

  插话:

  核问题包涵的这么多问题,概括起来就两条。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政策。能力在现代的条件下,核国家也好,核门槛国家也好,或者想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好,这个能力的问题,包括数量、质量、结构、状态,瞒不过去,国际社会基本上是清楚的。

  以前美苏互相打埋伏,现在基本上是透明的。关键是政策。现在所有卡着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政策的问题。能力差不多,北朝鲜、伊朗若有核武器,即使不怎么样,攻击力也差不多。

  王在邦:美国也经不起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对抗的代价

  美国再怎么不好,但是中国不能向美国学。为什么?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这个世界就麻烦了!这个世界就真的没好人了。比当年的美苏争霸还麻烦。

  中国目前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是行之有效,而且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就像刚才郭震远研究员讲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块头,你拿我没办法。你美国敢比不敢?你敢不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有人会说,美国是超级大国,军事力量无与伦比,中国打不过它。这是事实,我们?不是存心要与美国搞对抗,我们不是对抗专业户。但是要分析外部安全环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想,美国真的敢跟中国干一仗吗?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总的趋势是多极化。现在看来,多极化不仅是趋势,而且已是事实。美国人现在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面对苏联这么一只猛虎,而是面对群狼;而且,猛虎斗不过群狼。未来真正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不止中国一家;现在美国人认定中国是最具实力的挑战者,30年、40年以后印度会不会成为更具实力的挑战者?俄罗斯会不会再次崛起唯一个挑战者,我看我们谁都难以简单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如果中美打一仗,中国肯定处于下风;但是,美国也不会因为中国处于下风就会轻易与中国对抗。因为它经不起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一仗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对抗,势必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原因。

  总起来看,小布什在对华政策上还是相当务实相当理性的。美国是有走极端的人,就像中国也有极端的人一样。这些极端的人是甚么?他们不懂政策,恐怕也不知道有政策。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美国的好战派,这些人在美国还是少数,不是主流。

  山民: 让世界暸解中国的和平追求

  我们国家有核政策,但是没有核战略。核战略在军事战略中或者安全战略中,是一个因素,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没有一个完整的核战略。我觉得在核大国里面,可能祇有我们是这样。就是说,中国不搞核讹诈,实际使用的可能性也很小。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核政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反映,我们现实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种反映。可以说,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思想。

  美国以及西方的一些国家,有好战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军事战略是一种和为贵的取态,秉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兵者,凶器也”的理念,因此,动之,慎之又慎。

  在核政策上,我觉得中国的核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那种以“和”为主线的战争思想。同时,这也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中的和平思想充分体现出来了。

  第三,中国的核政策,对世界军备控制也好,战争问题也好,大国关系也好,是一个平衡因素。这种平衡,就像当年美苏两家的恐怖平衡,中国的核政策在当时没有给任何一家增加法码。当时中国作为核国家,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下子就给出了明确的定位--既保全自己,又保全世界。这就是既为自己的和平,也为世界的和平。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因素。

  现在来看,这也是世界和平参照的一个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中国的核政策,给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以和平为追求的核政策,这是以和平为基础的参照标准。别人相信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美国所有的对华政策,都没有真正明白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华民族是真正拥有“为万世开天平”的思想的民族。这一点,在核政策上已经反映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西方人怀疑中国人的这种诚意呢?因为他们以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文化传统,来看待这个世界,来对待别人。而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恰恰又是不容易被外人所理解的。

  我们现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输出中华文化,希望世界能够逐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暸解。如果能够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把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战争文化、战争思想,特别是以和平为基础的战争思想,也能够输出,或者一部分输出,对世界的和平也是有好处的,将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王在邦:中国是“后发制人”

  我们的核政策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就是“后发制人”。

  自古以来,中国的兵书上就讲究“后发制人”。这个“后发制人”怎么来的?趋向于两个心态--一个是高度自信,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第二个就是,“眼里无坏人”。

  中国自古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两句话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眼里没有坏人,所以你就很难去防人。

  比如对于美苏当年的核讹诈,解密档案一出来,我们都非常惊讶。原子弹、氢弹那么厉害,他们竟然考虑对中国动用核武器?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好几次美苏有这种考虑。

  我们老是讲要维护世界和平、维护自身安全。我觉得,中国的外交,还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还要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甚么潮流,就是要推动核裁军,推动核不扩散。

  所以,现在很多学者都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

  王宝付:对美国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应该两面看

  谈冷战以后的核裁军、军备控制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其中包括对美国的政策和作用。美国的政策对现行国际军备控制的体制,破坏性确实很大,但是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

  我们不能简单地讲,现在的形势比冷战前更不安全了,这样讲是有问题的。比如我有一个问题就不是很理解,你说现在这种全球的核状态,是使这个世界更安全了呢?还是更不安全了呢?这里有两种看法。

  有的说冷战结束十五年以来,核武器一直在扩散。但是换一个角度,这一阶段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一些国家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目标。我们对此不能看不到——利比亚、巴西、南非等都放弃了核计划;包括苏联解体以后的乌克兰,遗留的核问题也处理的比较好。因此不能单纯讲更危险了。

  我个人理解,冷战时期两个核大国搞核对抗,确确实实准备打核战争,但那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对核武器的管理、控制能力都很强。但是现在这种态势不大一样,有些非国家行为体想得到核技术或者核装置,现有的国际规则控制不了他们,国际军控条约也管不着恐怖组织,他们不按国际法规办事,从这个角度讲当然是值得警惕的。

  另一面,我们现在不是讲全球治理吗?就是要考虑如何让全球更安全。包括美国的作用也一样,破坏性的作用和建设性的作用两个方面都有;某一阶段破坏性的作用大一些,但是也不能说其作用全是破坏性的。

  郭震远:座谈会结语

  我觉得今天谈得还是比较深入的。不论是对世界核军备的发展、防扩散的努力、对世界安全的影响,及对我们国家核政策的讨论,我觉得谈得比较深入。

  深入就表现在,我们既谈了有关核的本身,更从国家的大战略、世界的大形势来谈,这样的话,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我们看当前整个世界的核军备的发展、防扩散的努力和我们的核政策,要看到事情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

  所以我从来都认为,冷战后我们处理国际问题包括国内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如何认识、应付复杂的局面,以及把这种复杂的局面变为对我们的发展更加有利的方面。在核问题上,也是如此。

  大家今天都讲,冷战结束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当年的核对抗不存在了,因而世界面临核大战的威胁,应该说大大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如何处理好这种复杂的情况,争取和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评论员简介:

  叶如安: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九七三年起从事美国外交、防务、国际安全与军控问题研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王宝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大校、教授,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美日安全关系和亚太安全研究。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九五三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市,曾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长期从事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研究。

  姚云竹: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亚太研究室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亚太安全、美国军事事务、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研究。

  山  民:中国军事学会谋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毕业于国防大学,战略学硕士,长期从事国际安全问题和军事理论问题研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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