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廓清“爱国者治港”的底线忠诚标准之后，香港民主政治的竞争法则与竞争秩序就必然是围绕“贤能”展开的。“忠诚反对派”中也会有“贤能”，也会获得新制度的机会和激励，从而成为香港管治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建制派必须走出单纯的“忠诚”优势和依赖，在反中乱港者出局后的新生态中，一方面自我检讨和发展能力，刷新社会形象和民意认受性，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国家更高的“贤能”要求及“忠诚反对派”进场的正当竞争压力。新制度是一种更强的政治竞争与问责机制。因此，新制度也意味着建制派的政治新生，贤能者上，非贤能者下，促进正向政治竞争和管治体系优化。
2019修例风波，香港“极乱”，机场、地铁、街道、商场、学校乃至于立法会、政府总部、警署等，处于一种本土恐怖主义的暴力威胁之下。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其自治能力无法应对这一暴乱。2020年以来，香港国安法决定性推动香港“由乱返治”，治乱之要在“一国”。2021年，中央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检讨和更新香港治理秩序。国家安全和民主，作为香港回归以来之整体治理秩序的两个支柱，最终都是在中央主导和制度塑造中涅盘重生，这深刻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一国两制”是一个在法理规范和治理秩序上的整体，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是保障香港繁荣稳定及国家利益的首要宪制因素。
在国家安全与民主两个关键领域的中央改制，是“一国两制”的内在转型，是治理体系重心从“两制”向“一国”的决定性转移，可谓“一国两制”内在演变的2.0版。无论是合法性，还是必要性，这一转型都势所必然，势不可挡。新治理秩序对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提出了重要的考验命题，需要各自适应。在这一新秩序下，建制派的“贤能化”和非建制派的“忠诚化”是两个有所差异但同步发生的政治调适命题。在由中央介入幷以法律形式解决了“爱国者”的底线标准问题之后，香港治理秩序有望进入一种更具民主回应性、多元竞争性与政治问责性的全新阶段，香港的繁荣稳定及香港在国家新战略与体制中的独特角色，有赖于此。……
|
